论岳飞思想之渊源及其所处时代
在讨论这个题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岳飞的文化水平。此亦至关 重要之一点，关系到岳飞是否可以理解儒家以及释道经典。王曾瑜先生认为“略知书传”是可信的评价。固然，岳珂“书传无所不读”的评价有所夸张，然而略知书 传似乎也有贬低之嫌。方岳《跋岳武穆贴》，赞扬“王……留题东松壁，老墨飞动。”；绍兴七年出师一奏，“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显据孙子兵 法；南宋末年谢枋得亦考证一方“坚持守白，不磷不淄”的端砚铭文为岳飞亲题；薛弼言“凡密奏，皆飞自为。”上述事皆在绍兴初年至绍兴7或8年间，此说明岳 飞虽然家境贫寒，但通过自学，中年时必已有相当文化水平。张所赏识岳飞，说飞殆非行伍中人一事尚在岳飞青年时代，当可作旁证。如此，则岳珂“刻意于学，涉 猎经史”的评价恐非孝子贤孙的溢美之词。所以，岳飞当有足够文化水准理解经典书籍。固然，一军统帅军务繁忙，奏札不可能尽皆亲为，然而，最后的定稿必然由 岳飞亲自过目削删，这些奏章无疑反映了岳飞的思想。（高宗亲赐岳飞诏书中，曾要求岳飞将军中细务交于幕僚处理，似可作此论点的旁证。）
一、 岳飞与释家――兼解寄慧海一诗
有宋一代，颇崇释道。即如陈垣所言：“当宋史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宝，其时尊宿，多奉敕开堂，故有祝颂之祠，帝王之道，祖师之法，交相隆重。”流风所及，上行下效。岳飞亦不能免俗。王曾瑜先生便曾专做一文，叙述岳飞与释道的关系。试举例如下：
绍兴元年，做东松寺题记，有“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而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之语；绍兴二年诸军江州，特请禅僧慧海为东林寺住持；绍兴十年在北伐前夕竟专寄慧海一诗，末句点明，待勒功燕云之后，便要“莲社从今着力修。”他如庐山营葬，宿于东林之类，不惶多举。
只是王曾瑜先生竟将此归为封建迷信思想，殊不可取。须知，宋代是佛家儒学化的一个年代，余英时先生有此时“佛教的新动向，最简单的说便是转而重视世间法，关 怀人家秩序的重建。”之论断。甚至有出家人而号称中庸子的记载。了解这一趋势，则不难理解，为何岳飞会视出家人慧海为知己，慨然寄诗以言志了。仍举寄慧海 一诗，“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一句，乃是岳飞一生念兹在兹的政治理想。如果此时的释家依旧是弃世避世专求一己解脱不屑乎细民的小乘宗派，则 我们无法理解岳飞何以会千里迢迢的从鄂州寄诗给江州的慧海了。由于史料缺失，我们无法知道慧海是如何回答岳飞的，然而我们知道慧海的前辈契嵩（二人同为禅 宗大师）曾经这样力劝一位隐者“独善自养，无有忧天下之心，未足与也。”（见《镡津集》卷八《西山移文》》则慧海的答复很可能给违诏出师的岳飞以精神上的 支持。
自然，影响从来是双方面的。伴随着佛教高僧的士人化，宋代高官往往也从佛家吸取有用的思想以为己用。司马光《书心经后赠绍鉴》云： “佛书之要，尽于空之一字而已。或问扬子：人有齐生死、同贫富、等贵贱，何如？扬子曰：作此者其有惧乎？此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困厄，似于扬子同 指。然则释、老之道皆宜为忧患之用乎？”又曰“释取其空，取其无利欲之心。”
巧的很，岳飞十分崇拜司马光，至尊其为先正。虽然无从断言他是否见过司马光此文，然而，其取释家之空，无利欲心是十分明显的。举例为证：
其《辞开府第三箚子》有：“爵赏者，……然得所当得，固以为荣；受所非受，反足为辱。”；《辞建节箚子》则云“追还恩命，以安微分。”；《奏辞太尉第四箚 子》中“臣虽无他长，粗知义命，平居服食器用，每安于弊陋，正恐绵薄，不堪禄赐之厚。”则更是释家的观念了。所以其死后家产仅只九千缗，视当时诸大将之骄 奢有显著不同。
如上所述，岳飞固然是以出世之精神为入世之事业。然而，其所为亦并非尽是为了天下众生。以释家看来，众生烦恼不断，生死往 复。业力牵引则此道死彼道生，心被六苦则造恶业报恶果。永堕六道轮回的情景想来对岳飞还是很可忧虑的，因此他最终的理想，对小我的终极关怀依旧是“伴赤 松，修莲业”了。未度己先度人固然是一力精进，度人之后的度己却也是不可缺少的。既要小我也要大我的岳飞，也算的上“贪心”了。
二、岳飞与儒家
岳珂对乃祖有段很有意思的评价：“为言语文字，初不经意，人取而诵之，则辩是非，析义理，若精思而得者。”（见《金佗稡编卷4》）。考虑到岳珂所处的时代， 正是理学大行其道之日，其“辩是非，析义理”六字恐怕另有所指，有所夸大。然而这段评论，大体还是公允的。即以岳飞奏折而论，看似浅显的句子，确实源自儒 家经典。如：“事君以能致其身为忠”（见《金佗稡编》《奏乞解军务箚子》），其实取自《论语学而篇第一》“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并以此为忠；“若临大难而不变，视死如归，则非忠义之士有所不能。”（见《金佗稡编》《申省乞褒赠张所箚子》），其实取自《礼 记曲礼上第一》“临难勿苟免”；“若内不克尽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取自“忠臣以事君，孝子以事亲，其本一也。……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 亲”。“正己然后可以正物，取自《孟子尽心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此段参考朱瑞熙《岳飞思想论述》一文）
由此可见，岳飞的确是深受儒家影响，其言行作为并未超出传统儒家范畴，而有何实质突破。岳飞不过是儒家道德标准的身体力行者而已。然而，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岳飞的思想自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概括的说，就是“内圣外王”、“得君行道”。
内圣外王，得君行道之说其实来自王安石。所谓内圣，指的是道德性命，抛开儒学门派之见，通俗的说，可以理解为个人修养；而所谓外王，则是儒家所崇尚的上追三 代之人间新秩序，以安石而言指的是新法，以朱熹等人而言指的则是恢复伟业。所谓得君行道，自然是指得到君主的支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成就王道。当 然，这不是说岳飞崇尚新学或者道学，只是恰好这八个字能够概括岳飞的思想以及行动，故拿来借用。想来岳飞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圣人，立万世师表的，或者著书 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岳飞的内圣前已论及，有意思的是，其内圣不专法儒家，亦兼取佛道。这是接近于王安石的新学的，而为理学绝不允许。然而 无论其内圣取法为何，究其根本，不过是为了支持外王，终极关怀依旧在于造福天下苍生。看他“一钱不私藏，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 廪”（见《金佗稡编》遗事），不过是为了培养一只忠于自己有战斗力的部队；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官，也不过是给部伍作榜样免得他们争功兼以调停军队内部矛 盾；他的“言国家之祸，往往仰天横泗，气塞不能语”（出处同上），也最终是为了兵士们的“愿效死力”。（说句题外话，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实在是缺少粮 饷情况下激励士卒志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好方法。）他的爱民如子不杀农民义军，其目的被高宗一纸诏书道破天机“不烦诛夷，坐获嘉靖”，也就是既获得兵源又获 得税源，一举两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道德高标皆为实现外王－恢复中原的理想，是岳飞的显著特色。这一点，用岳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丈夫欲立功业， 岂可有所好也！”
这样严酷的苦行生活，即使与岳飞同时的人亦对此不以为然，袁溉武人而泥古的讥笑当为典型（见《金佗稡编》《百姓昭忠 录》）。大抵汉唐只重功业，不重个人修养，至宋亦有事功义理之辩论，袁溉的观点甚为普遍。然而，对岳飞而言，这只怕是官僚生活的切实教训。与他同为后起之 名将的吴玠，因沉迷酒色而未能作出更大的事功，更兼早死，应是对他不小的刺激，需要时刻引以为戒。
不过，虽然外王是岳飞孜孜以求的功名。 然而，是否为东南百姓，以至沦陷区百姓的欢迎，倒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大抵华夷之辨，是理想型士大夫所注重的。当时的百姓如何想，引用岳飞的话，东南是 “民力凋敝已极”，却依旧要应付苛捐杂税。原伪齐统治区的百姓，有被武人裹胁投奔南宋，不久又逃归伪齐的。似乎外王的理想也不是被所有百姓接受的，更加遑 论大小官僚了。朱熹曾经感慨孝宗时候的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见《朱子语类》卷一零八），倒 是也可适用于绍兴年间，尤其是绍兴八年以后。细细想来，只怕这些士大夫辈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中国农民，一般没有强烈的华夷观念，得过且过原是生 活宗旨。所以，岳飞大概也是见到此点，才急欲恢复。何况沦陷越久，则恢复的正当性也越小。以抗日战争为证，抗战胜利之后，沦陷区的百姓大有怀念日伪统治 的，人心向背之易变可见一斑。
当然，能否实现外王，与百姓想法其实关系不大，上面一段有些跑题；内圣也不过是一个充分条件，得君方为至关重要。得君方可行道，方可外王。这一点岳飞心里清楚明白的紧。
无从考察岳飞是何时有这种想法的。至迟建炎年间江东绍辑上书即说岳飞希望直接禀命于朝廷，则岳飞有此想法应当更早。大概早年在王彦手下的不愉快经历给予岳飞 深深的刺激。那时，脱离朝廷支持的一支孤军什么也干不了，岳飞只有重新回归大部队，才免于全军覆灭。这样的教训让岳飞明白欲行王道，必先得君的道理。在以 后的时间里，他始终不渝的贯彻了这条原则。
那么岳飞又是因何得君的哪？值得注意的是，绍兴8年以前，国是未定（此国是用秦桧临终遗奏“谨 国是之动摇”一句之意）。高宗政策在战和之间摇摆。前期是一意摇尾乞和而不可得，绍兴初年则是迫于伪齐以及舆论压力不能和，所以这两阶段朝廷都不得不作出 战的姿态。此时岳飞若想取得高宗的信任，只需战功卓著即可。一举则收复建康献俘行在，二举则降服戚方讨平游寇，三举则威行江西镇压叛乱，四举则收复襄汉确 立南宋与金对峙之形势，五举则荡平杨么安定湖南。赫赫功绩都必然给高宗以强烈的震撼，使其超越同列，最为高宗所器重。除此之外，朝中大臣如赵鼎张浚等的一 力推荐（赵鼎曾力主岳飞收复襄汉，张浚曾主战岳飞沉鸷可用），也有不小的作用。这一阶段，岳飞纵是有违背高宗意旨的地方，明显的如那个真伪莫辨的拒绝屠 城，恐怕亦不会引起高宗反感，只会给高宗以岳飞“忠勤国是”为国着想的感觉。再次，岳飞对高宗发自内心的一力奉承，将高宗视为中兴圣主，亦是其得君的一个 方法吧。比如岳飞有“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份；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臣实何人，误辱神圣如此。”之语（《金佗稡编》出师疏）。又有岳飞参 与张浚组织的军事会议，因与行在接近，特意要求觐见高宗的记载。大抵此时，高宗和岳飞的目标没有根本冲突，而岳飞的才干又给高宗以深刻印象，所以君臣关系 极其融洽，堪比蜜月期。
所以，虽然最终结果不妙，君臣不能保全始终。然而，王夫之还是在《宋论》中认为“岳飞起自布衣，未十年而官少保，君臣不可谓不相得也。”可惜，长久的蜜月期后，高宗和岳飞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此以绍兴7年淮西与建储两事为关键，既定于南宋“国是”之确立。
淮西事件经过其实颇为简单，起源于高宗准备授予岳飞全国大部分兵力，黄元震编鄂王事记载的是“除韩世忠、张俊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见《金佗续 编》）高宗手诏则是“今委岳飞尽护卿等（指刘光世一军）”。（见《金佗稡编》卷1高宗手诏）二者基本可以相互印证。这一慷慨授予全国大部分兵力的举措，无 疑更加坚定了岳飞“得君”的判断，所以才有了长篇《乞出师疏》作为回应。然而不久之后，高宗中途变卦，将兵权授予了张浚。岳飞此时就发现了他与高宗的目标 差距有多大。高宗的真实想法是“第恐中原未复而淮甸失守，则行朝未得殿枕而卧也”，重点只是在“行朝得殿枕而卧”（见《要录》卷一〇九）。而岳飞则是要： “大辽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灭之理，为陛下社稷长久无穷之计”。一个苟且偏安一个锐意进取，差距像是地球的南北两极。
岳飞在发现这一痛苦现实后的反应，是：公忽召先父，出示张都督简板，乃却公宫祠之请。公曰：“某所条具交军事件，一日可办。今乃令某先行，留属官以待命，此必事已中变，故令某先行。今功不成矣，某所以丐祠也。”（据《金佗续编》黄元震编鄂王事）
固然，岳飞辞职有一时愤慨的成分甚而有要挟高宗的意思在内，然而既然得君已不可能，则退处林泉的士大夫气质也是让其作出此种反映的重要理由。他所崇敬的先正 不就是不得君，宁可著书立说的代表吗。此刻在岳飞心中回荡的或许正是司马光坚决不奉神宗之诏的典故吧。“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陛下能用其言光必 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邵氏闻见录）。可以为此做佐证的是岳飞对待黄纵的态度。“使前有立功之地，某死亦不顾，今事既乖（指淮西事），则某亦将归养。”公乃许先父谒告省。” （据《金佗续编》黄元震编鄂王事）这又是一个在岳飞身边得君行道的典范，体现了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而岳飞的批准与辞职，无疑证明他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亦是身体力行者。
只是，武将毕竟不同于文人。在国步艰难之际，高宗是不会允许岳飞退闲的。岳飞只得继续回到鄂州做他的地方大员。不能行道，尸位素餐的痛苦时时刻刻折磨着岳 飞。自然，当外王已不可能的时候，安守本分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可是，这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既在其位，则知事不可为亦为之的一往无前，方是儒家所尊崇 的。所以，岳飞仍在想尽一切做着行道的努力。朱熹正是因此而评价岳飞为“忠勇”的。
建议立储可以看作岳飞为行道所作的又一次努力。
既然高宗已经无法指望其行道，则寄托希望于皇子当是一种现实选择。所以岳飞甘冒天下大不讳之风险向高宗进言。
中 国传统，皇帝的家事从来便是国之大事，高宗不能生育的秘密已是朝野皆知，不断有大臣或者言官建议早立国本。然而，以武将身份而建议立储，岳飞还是第一人。 需知，任何文官政府都是不允许军事势力插手政治的，比如本朝太祖一早便树立了党领导枪的原则。固然，在战争年代，强势军事人物会不同程度的对政治态势产生 影响，但是一旦进入稳定期，这些势力莫不被清洗。赵宋惩五代之乱，更是如此。岳飞当深知抑武乃根本国策，所以，他为自己的谏言找到了满有趣的一个理由。
“弼曰：大将不当予立国事。飞曰：臣子一体，不需行迹是顾。”臣子一体的理论很有意思，可以与朱熹的一席话相互参考。
“乾称父，坤称母，以主上为我家兄子得乎！”（朱子语类卷98）
既然臣子一体，则建议立储是大大的忠心。这无疑为岳飞以武将干政，分享皇权找到了理论支持点。高宗的恼怒可想而知，而恼怒之后又当夹杂了不寒而栗吧。所以， 高宗出于维护自己的皇权，拒绝臣子觊觎皇权，训斥岳飞“卿言虽忠，然卿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张戒《默记》）而在朱熹这个对高宗一力提高皇权持 反感态度的人看来，则是立储大段紧要事，不知道高宗为何说这种话。
在受到高宗训斥后，岳飞心情极度沮丧，致“面色灰白”。又一次行道的努 力徒劳无功，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而在高宗一方，淮西兵变与建议立储则是坚定了他早定国是的决心。绍兴八年，高宗在秦桧的支持下，终于清除了朝廷内的反对 力量，签订了第一次绍兴和议。从此，秦桧以与高宗共定国是的身份获得了与高宗同治天下的权力。
围绕着行道与国是的争夺终于尘埃落地，剩下的就仅仅是余波了。
绍兴八年，屡次上奏和写信，恳请举兵北伐。九月，赴行在，反对降金乞和。不成而请求辞职，未获批准。
绍兴九年，加开府仪同三司，请辞。赴行在朝见，收留李宝等，以做抗金之备。
绍兴十年，违诏出师，兵至郾城，奉诏班师。赴行在，请求辞职不许。
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任枢密副使，罢兵权，请求辞职获许可。下狱，遇害。
三、余论
内圣外王得君行道，大概是千古仁人志士的梦想吧。从王安石到朱熹再到谭嗣同，士大夫辈一直以自己的内圣，追求着得君的机会，期行三代之道。然而，岳飞以一个 武人，而能有此政治自觉，还是比较罕见的。这大概也是高宗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一点吧。岳飞最终的悲惨结局实在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本文多参考《岳飞传》、《岳飞研究》、《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书
另注，本文所谓之内圣，无道学意义。泛指个人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