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孙子岳珂《金陀稡编、续编》两书收集的文献资料及其史料价值

　　岳飞孙子岳珂《金陀稡编、续编》两书收集的文献资料及其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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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霖为岳飞三子，号商卿，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 生于宜兴唐门军中，母李氏。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岳飞蒙冤遇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冤案平反昭雪。随后，岳飞三子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工作。此距岳飞遇害之时不过20年，原岳家军的很多将士都还健在。岳霖发了很大的气力，在各方的帮助下，搜集到与岳飞相关的许多原始文献料，其中就包括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八十多份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据宋史泰斗王曾瑜考证，宋高宗当年给岳飞的御札、手诏，仅仅在绍兴八年之前的就有两百多件。在岳飞遇害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本人的奏章、战报、文稿大部分散失。宋高宗的御札、手诏不能随意丢弃，但也散失很多，仅存八十多件。）
　　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诏见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岳霖遂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所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宋孝宗随即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将尚存于世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原始文件归还岳家。
　　同时，岳霖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广泛收集时人关于岳飞的见闻和记述，拜访那些尚健在的原岳家军的部分士卒，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部分事迹，并记录下来。
　　南宋国子博士顾杞同情岳飞冤案，顾杞也帮岳霖收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并且顾杞还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而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其实正是得以流传后世《鄂王行实编年》的底稿。
　　岳霖的工作尚未完成，却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逝世,这位前半生饱经忧患的老人，在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它一些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说: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霖临终时将他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很多资料连同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继续其父未竟事业。
　　岳珂(1183～1243) 承继父业，“自年十二、三,甫终丧制,即理旧编”,直到后来“束发游京师,出入故相京镗门,始得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记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进一步搜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文献资料。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八月，岳珂参加洪州(今南昌)朝试中举。开禧元年(1205年)，岳珂考中进士。此后，岳珂曾在嘉兴当地方官，有惠政，自此定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岳珂“因其已成，益其未备”，即因袭顾杞草稿中已有的记述，并增补其中尚未收录的一些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涉笔五年”，著成《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 “刊修了毕”。
　　嘉泰四年(1204年) ，时年二十二岁的岳珂将所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留存下来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八十多份，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部分省札，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旧闻、著述和部分记载汇集在一起，连同岳珂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顾杞草稿为底本而著成的《鄂王行实编年》，“悉上送官”，全部呈送给南宋朝廷审核。
　　岳珂呈交给南宋朝廷的资料和书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即《鄂王行实编年》)、《吁天辨诬录》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这些正是今存《金陀稡编》的前二十五卷。
　　1204年（嘉泰四年），今存《金陀稡编》的前二十五卷已经被岳珂整理出来并呈送南宋朝廷和史官审查。经审查之后，南宋朝廷下令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交付史馆，让南宋史官负责订正，“奉准宣付史官”。经过南宋史官的订正之后，岳珂呈送给朝廷的那些与岳飞相关资料和书稿正本被南宋史馆保管下来。
　　南宋史官章颖在他的奏表中指出“事皆可证，其书虽见于《辨诬》，然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章颖认为：岳珂呈送给南宋朝廷的那些资料和书稿中所涉及的事情都能找到证据，其中的《辨诬》之书虽然也能找到依据，但由于是私家之言，后世之人可能会疑于取信。
　　又过了几年，南宋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在审订之后，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部岳飞传记书稿(即《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改编成《南渡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后来，章颖将《南渡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章颖(1141-1218)，字茂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后来因为不附和当朝权贵韩侂胄，遭到弹劾迫害。韩侂胄死后，章颖先后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兼侍讲，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后来章颖又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南宋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其著述《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一书中，撰有《从南宋官私史书中的岳飞传到〈宋史 岳飞传〉》一篇，曾另作考证，证明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而《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大致是章颖《岳飞传》，即上引《鄂王传》的缩写。其中比章颖《岳飞传》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的内容，这应是南宋史官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岳飞传》时，依据何铸子孙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而增补者。但《宋史》卷365《岳飞传》亦无岳母刺字的记录。正可间接证明章颖《岳飞传》确无岳母刺字的情节。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将经南宋朝廷审查过的各种书稿副本，加上《天定录》三卷，汇集成一本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稡编》，在嘉兴府刻印，正式出版发行。因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故名“鄂国”，又作者在嘉兴有金陀坊制业，所以，取此书名。
　　到了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将后续搜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其它一些文件以及时人记述，作为增补资料汇编成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续编》，在镇江府刻印发行。
　　《鄂国金陀稡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很多关于岳飞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以及南宋的重要史料之一。
　　《鄂国金陀稡编》（简称《金陀稡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共计八十八份诏书。
　　《金陀稡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
　　《金陀稡编》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将岳霖父子两代人发费数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飞的部分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汇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稡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鄂国金陀续编》》（简称 《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
　　《金陀续编》的最后四卷包括了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稡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等原始文件，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加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鄂国金陀稡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两书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经过史官订正并保管下来，故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而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稡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高宗日历》是南宋高宗朝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高宗日历》其实是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编修的，其中关于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期间的记载，极尽删削篡改史实之能事，对岳飞多诬陷之词，故不足信。《宋史 高宗本纪》中的某些记述沿袭了秦熺编修的《高宗日历》，比如关于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被迫班师南撤的记述就极尽污蔑贬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属于私人著述，未经史官审定），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
　　《三朝北盟会编》作者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指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三朝北盟会编》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故同书之中相互抵牾之处时常可见。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它记载，恢复了岳飞抗金历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两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族英雄岳飞、了解南宋初年和战两派的论争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有助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关于绍兴七年岳飞突然提出辞呈的原委，《高宗日历》篡改史实，《金陀稡编》则引用原始文件作证据说明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等军之事的出尔反尔，以致岳飞愤而辞职。又如，《金陀稡编》所留存的宋高宗奖谕诏，有助于恢复了岳家军郾城、颖昌两次大捷的本来地位。《金陀稡编》所留存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让岳飞带兵援救淮西的13份手诏可以戳穿秦桧及其党羽诬加给岳飞的不实“罪名”。
　　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这两书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记载失误之处。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在肯定《金陀稡编》的重要史料价值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书中的最大问题在于刻意回避了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的矛盾以及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此外，《金陀稡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存在少数虚妄失实之处，卷二十《建储辨》否认张戒《默记》关于岳飞绍兴七年建议建储而遭宋高宗呵斥的事实，《金陀续编》卷二十九赵鼎的奏议和《日记杂录》有疏漏，此外，还有一些资料未采用。
　　显而易见，《鄂国金陀稡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其实是岳珂将所收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汇集而成的两个文集，并非两部传记。《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既有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又有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还有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以上这些原始文献资料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的，岳霖岳珂父子两代人所做的主要是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审查，之后汇集成书，并刻印出版！
　　当然，《金陀稡编》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也即《金陀稡编》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其中所收录的《吁天辨诬录》（也即《金陀稡编》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所作的辩驳，也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但是，《金陀稡编》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事实上，《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的底本其实是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也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史官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故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稡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所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以及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文件，尤其不能随意改动，否则在当时就会犯下“欺君大罪”！
　　《鄂国金陀稡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所收录的各种与岳飞相关的文献史料，尤其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和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等文献资料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并且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
　　即便是《金陀稡编》中收录的关于岳飞的传记《鄂王行实编年》和为岳飞辩诬的材料《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是由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而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
　　综上可知，《鄂国金陀稡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之一,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至于网上的某些无知的“岳黑”所宣称的“《鄂王行实编年》（甚至包括《金陀稡编》）是孙子写爷爷，所以不可信”，显然是信口雌黄！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
　　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比如，《宋史》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496卷，约五百万字，其中仅《列传》所载就有二千多人的生平事迹，某些大言不惭的居心叵测之徒如果想让别人相信他所说的“《宋史》之谬，决不仅仅是什么体例问题，其中许多记载均不足以作为信史采用”这一狂妄论断，那么他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有力证据来，来全面彻底地否定字数多达五百万字的《宋史》中记载的两千多个人物的所有事迹以及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证明《宋史》中关于宋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记述全都有误，——这将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估计需要那个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从他还在娘肚子里就开始考究，一直到他完蛋，估计他考究几辈子也考究不完！
　　如果按着某些人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下面再举几个典型事例来说明问题：
　　比如，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金史》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同时《金史》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其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则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详情请参见：《宋史》和《金史》成书过程，兼谈《金史》中关于岳飞的错误描述 ）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金史》存在某些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不合情理的不实记述，就来把《金史》彻底否定掉，进而宣称“因为《金史》所载不乏谬误和失实之处，所以《金史》不可信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以偏概全的武断论断。
　　再比如，清朝乾隆年间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奴才们编《四库全书》，他们更是搞得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乾隆时期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十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大部分的古籍都是经过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这些无疑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无疑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文化浩劫。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史书（包括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其中不乏虚实难辨之处。
　　那么，我们能否据此就宣称“因为现存的大部分古代文献（当然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各种史书）几乎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文人们“加工”过，所以这些全都不可信”了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草率、武断、不负责任的论断！否则，就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将得出这样的谬论“中国的历史其实没有凭据，其实全都不可信，所以中国没有历史，也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文化，中国人是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
　　很显然，按照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历史虚无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仅将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而且是在误导、蒙骗、糊弄公众，“历史虚无化”必将贻害无穷。
　　须知由于条件、时代背景等诸多限制，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没有丝毫谬误，更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始终正确。要记述成百上千的历史人物和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全面、系统地记载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要不出现记述上的任何谬误，根本就不可能！
　　研究历史问题，考究某部史书，显然不能仅仅因为某部史书的某些记述有误就来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否则，就是断章取义，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在歪曲历史！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鄂王行实编年》作为一本关于岳飞的较详细的传记，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提供了有价值的记载，具体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凡是涉及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矛盾的史实，书中却一律采取回避态度，或故作曲笔，当然也有不少虚美、错讹和疏漏之处。但其中也应有沿袭顾杞草稿错误的成份，未必全属岳珂本人的杜撰。
　　由于年深日久，其父岳霖「考于闻见，访于遗卒」而得的传闻，未必全部确实可靠，而岳珂照抄顾杞草稿，就不免以讹传讹。
　　此外，岳珂写作这份传记所依据的资料，有一部分并未转载于《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例如顾杞草稿、《野史》、宋朝的某些档案和官史等等，今已失传。故《鄂王行实编年》中的某些缺乏旁证的记述，例如朱仙镇之战，兀术向秦桧提出的「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的书信等等，虽然引起人们的争论，却似乎难以判断为出自岳珂的伪造，而必无所据。』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关于这些，古往今来的很多史家学者都曾指出。
　　岳飞孙子岳珂所著《鄂王行实编年》一书，确实存在不少错讹之处以及虚妄失实之处，但是《鄂王行实编年》一书记载的事件大部分是有据可依的，尤其是其中所记述的基本历史事件框架，更是真实可信的。——关于这些，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早已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用客观全面的考证以及严谨的分析来证明了。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几乎将其他史籍（尤其是宋朝时期的）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在《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大约有一百好几十种）中的记载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稡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述作了全面严谨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的记述，同时又指出了其中某些虚妄、错讹、失实之处。
　　很显然，在研究历史问题、考辨史书记述的真伪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在以偏概全地随意下结论，更不是在想当然地臆断，而是要找出真凭实据来，是要用实实在在的全面考证以及严谨分析来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事实上，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
　　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假如按着某些居心叵测的黑岳丑类们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治学十分严谨，他旁征博引，通过与南宋时期其他诸多提及岳飞的史书中的记述的对比分析，对岳珂《金陀稡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尤其是《金陀稡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述的作了全面客观的考证，肯定了其中真实合理的记述，同时又指出了其中某些谬误失实的记述，——不是带着偏见以偏概全的一概加以否定，更不是想当然地臆断，而是用真凭实据和实实在在的严谨考证说话，这才是真正客观严谨的治史态度！这样得出的考证结果才能让人真正信服！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岳飞在后世自然是无限荣耀的，但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岳家后人为了替祖辈正名，尝的辛酸不知有多少。
　　虽然我一直认定对岳飞的评价不是WS皇帝们能说了算的，追什么官定什么谥都不过是他们的作秀，贬也好褒也好，乃至后世的捧也好歪曲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政（和谐）治；然而看着这样比想象中还要艰难的平反历程，看着皇帝们的吝啬扭捏模样，还是不由得心里发堵。
　　翻看岳珂的《金佗稡编》，这明明是有很多原始材料和有理有据的考辨嘛！可惜现在岳黑太多，再加上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跟风，金佗便被污蔑成信不得的书（要黑岳飞，必先黑金佗），NC们不加考证就凭空臆断、信口雌黄，NC们的思维就是：“孙子替爷爷歌功颂德的书也能信？”——害得不少宋粉岳粉在跟岳黑们拍砖的时候轻易都不敢引金佗为证，好像岳珂真是只会不顾事实地吹捧贴金的孝子贤孙似的，杯具啊！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关于这些，古往今来的很多史家学者都曾指出。
　　岳飞孙子岳珂所著《鄂王行实编年》一书，确实存在不少错讹之处以及虚妄失实之处，但是《鄂王行实编年》一书记载的事件大部分是有据可依的，尤其是其中所记述的基本历史事件框架，更是真实可信的。关于这些，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早已在其力作《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一书中用客观全面的考证以及严谨的分析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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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
　　『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儿子秦熺主编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绍兴三十三年(1162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末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卷草，未立传者七百七人。” 这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了。《宋史•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后来对草稿进行删削后的总卷数。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撰完成，他和助手王扬英、周执羔还因此而升官受奖（3）。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唯有“叹息而已”（4）。
　　南宋官修史书《高宗日历》除了给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还不遗余力地诋毁岳飞，抹杀岳家军的功绩。当时南宋另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5）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孝宗倾向抗战，力主给岳飞乎反。但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却遇到秦桧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补考功覆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7）。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宫修史书，业已失传。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记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佗稡编》这五部书。除了《金史》之外，其它四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末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南宋官方自撰的国史、实录等等官修史书，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而《宋史•岳飞传》主要根据岳珂《金佗稡编》修成，彼此不能不发生矛盾。如《宋史•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宋史•高宗纪》却说“遂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仅是《宋史》粗制滥免失于剪裁和考订的一例。
　　《宋史》的《高宗纪》和《岳飞传》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倒是《宋史何铸传》保存了一条珍贵资料。《何铸传》当是来源于何铸子孙上报史馆的行状、墓志铭之类，其中谈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事。《宋史•岳飞传》也采这条资料。这是对《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所作的唯一重要补充
　　《金史》和《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国史官自挑的史书修成。《金史》的缺点是刻意为金国将领扬胜讳败。南宋初，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颖昌五次大捷，《金史》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它四战只宇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的不足或谬误，还辑录了一些金朝初年北方人民反抗斗争的史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时，金国当时所处的窘境，《金史•宗弼传》实际上承认了金军一度放弃汴州(开封)的事，可与《金佗稡编》的叙事互相印证。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无疑是现存记述高宗朝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书。《会编》引用大量制诰、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琉，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了秦熺日历的某些污蔑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都有错讹或疏略。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实相符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详尽，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有时甚至删略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宋会要》《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如《要录》卷一O九绍兴七年三月甲子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一八之三八则说明升官的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秦熺的日历虽然删削了岳飞第三次北伐的战绩，但在叙述王贵和牛皋升官时，有所透露，而李心传未予重视反而将升官的原因也一笔抹掉。
　　由于秦桧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颖昌两战。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而不列岳家军的郾城、颖昌两次大捷。《金佗稡编》的问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指出：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还指出：“总的说来，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故此，有记载，不等于就是真实，这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这里对岳飞的一些考究，也是基于这个想法。《三朝北盟会编》是兼收并蓄，纵然相互矛盾的记载，但它会记录其中有关于部分被秦桧、秦熺之流所歪曲的史实，自然毫不为奇；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那段记载，则和《三朝北盟会编》的错误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作者李心传在摘录此段的时候，未加分析，完全摘下，并没有察觉记载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至于《宋史高宗本纪》和《秦桧》多按照《高宗日历》记载编写，有此记载，实属正常。只是岳飞的功绩和清誉，又岂是这些奸佞之徒可以湮没呢！』

     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恶，奸相秦桧及其党羽还大肆篡改史料以文过饰非。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官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官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473《秦桧传》）。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挥尘后录》卷一）。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8）。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文献通考》卷194转引《中兴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初年多为秦桧改弃，（秦桧）专政以后，纪录尤不可信。”
　　绍兴八年（1138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的十八年间，南宋的官方史书都是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在这十八年间，奸相秦桧及其党羽大肆篡改史料，“无复有公是非”（《宋史》卷473《秦桧传》）。
　　在专权期间，秦桧还禁止私人修史，大兴文字狱。秦桧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给后世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史书的基础上删削整理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消极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
　　元朝所修的《宋史》中的《高宗本纪》主要是沿袭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而《高宗日历》却是在秦桧养子秦熺支持下，由秦桧党羽编写而成。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早已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秦桧及其党羽大肆删削篡改南宋官方史书之事发生在绍兴年间（1138—1155年），而徐梦莘编著的《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绍熙五年（1194年），李心传编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定稿于嘉定元年（1208年）。故《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也不同程度地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消极影响。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年)和李心传（1167-1244年）。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前期的头等大事，宋人根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编著《三朝北盟会编》时，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将当时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各种资料，凡是涉及宋金和战问题的，即使彼此相互矛盾抵牾，也一概兼收并蓄。
　　《三朝北盟会编》全书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大约征引了二百多种文献，可谓是一个关于宋金和战的资料**。由于徐梦莘不加改动地收录各家著述，而对于所收录文献彼此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故《三朝北盟会编》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但书中互相矛盾抵牾之处也很多，疑点也不少。
　　事实上，《三朝北盟会编》收录的文献与引用的资料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源于南宋朝廷的官修史书，而南宋朝廷的官修史书大多曾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所以《三朝北盟会编》部分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主要是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修史书为基础改写而成。当然，李心传还参考了其他官方档案，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并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资料，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资料，并加以注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对宋高宗在位时期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事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同时也记录了金国前期的部分史事，是研究南宋、金国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也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
　　然而，李心传虽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史书、《日历》中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南宋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参照官史编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过程中，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中与岳飞相关的记载，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指出：“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事实上，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而《高宗日历》则是在秦桧养子秦熺主持编写而成。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很明显地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大肆删削篡改南宋官方史书的消极影响，书中也保留了秦桧之子秦熺的很多歪曲历史的错谬失实描述。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杰出英雄人物,成为后世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华夏子孙和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历史上，崇拜、敬仰岳飞的仁人志士数不胜数，而以岳飞为榜样，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英雄和勇士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英雄和勇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和勇士们的奋斗牺牲，才使华夏民族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才使历经磨难的中国能够顽强不屈地继续存在，并发展复兴。
　　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军再次大举南侵，渡江攻宋。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孤军奋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将士们都感泣起来，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岳飞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这样评价岳飞：『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原文大意是：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元朝），像韩信、彭越、周勃、灌婴那样的名将，历朝历代都不缺少，但是要找到像岳飞那样文武全才、仁智并施的杰出将领，整个朝代都不多见啊！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后世影响力与知名度，只讨论军功，比起李牧，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窦宪，曹操，祖逖，桓温，刘裕，谢玄，李靖，李世绩，狄青，徐达等人，岳飞也毫不逊色：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南宋朝廷不仅在奖谕诏中高度评价，而且还赏赐岳飞所部“关子钱二十万贯”，而朝廷对刘锜顺昌大捷的赏赐却只有十四万贯。
　　南宋朝廷当时在奖谕诏中对岳飞郾城大捷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新安文献志》卷2《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
　　——《鄂国金佗稡编》卷4《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
　　“（绍兴十年顺昌大捷后，刘锜）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已亥条
　　也就是说，刘锜顺昌之战，宋高宗只是赏了十四万贯钱，而岳飞郾城之战则赏了二十万贯钱，显然岳飞郾城之战战绩应在刘锜顺昌之战之上。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关于岳飞郾城之战大败金军，很多史书都有明确记载：
　　“（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宋史》卷29《高宗本纪》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4
　　“(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南宋李心传《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
　　“(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南宋李植《皇宋十朝纲要》卷23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
　　——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
　　“(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很多史书都有明确记载：
　　“(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
　　“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侯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鄂国金陀稡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
　　“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
　　《鄂国金陀稡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
　　《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稡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
　　《鄂国金陀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稡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岳飞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历代名将很多，但是能够成为影响千秋万世的杰出英雄人物的却屈指可数，而岳飞就是这些英雄人物中最杰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个。
　　后世的很多英雄人物都很崇拜岳飞，他们首推岳飞为其精神偶像，却没有首推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名将身处汉唐盛世，当时国力鼎盛，皇帝又是英主明君，全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而他们自身也多有背景，成长环境相对更优越，建功立业的客观条件也更加充分完备，又没有什么后方牵制阻挠等不利因素，他们能够立下巨大的战功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岳飞身处他们那样国力鼎盛、皇帝英明的好时代，肯定能够比他们建立更大的功业！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和后世影响力、知名度，只讨论军功，岳飞相比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也毫不逊色：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国家四分五裂、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带出一支战斗力极其强大的精锐雄师，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太祖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