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800年历史评价的变迁

岳飞800年历史评价的变迁
  岳飞是距今9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与岳飞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历史人物，名叫秦桧。秦桧是一个遗臭万年的人，前几天，本人写了一篇关于秦桧的小文章[/color">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f9ne.html]一篇关于秦桧的小文章[/color，立即有人冲出来，以“还原历史”的名义，为秦桧翻案。事实上，当今为秦桧翻案的所有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早都存在，至今没一点新鲜的。而且，为秦桧翻案，也经常伴随着贬低和批判岳飞。所以，我想从岳飞死后900年的历史中，岳飞所遭遇的历史评价的角度，说一说岳飞是如何被后人搞混乱的。同时也看一看，秦桧又是如何被某些人一次次试图翻案的。
    批评岳飞，认为岳飞活该被杀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岳飞是一个不听指挥、妄自尊大的军阀。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秦桧及其党羽。秦桧为了给杀害岳飞找理由、找借口，和他的养子等人一起，大量篡改了历史，制造了岳飞是军阀的“定论”。但是，秦桧把岳飞说成是军阀，只在岳飞冤案刚刚形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秦桧等人通过控制舆论而流行过一个时期。到宋孝宗为岳飞平反后，这一观点基本上被抛弃。此后，隔了800多年，到了民国时期，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又重提这一观点，指出岳飞是军阀，同时认为秦桧被冤枉了。吕思勉当年提出这一观点的背景是，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吕思勉批评军阀，想法可以理解，但是，吕思勉先生胡乱借用岳飞的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为秦桧辩诬的做法，在我看来，属于“借古喻今”用错了对象。虽然吕思勉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吕思勉先生明显错了。在此之后，关于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虽然也有人说，但已经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而且，这一观点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中国老百姓也不愿接受这样的观点，岳飞的治军严明和严格正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岳飞在南宋被平反后，在大约800年的时间里，对他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上说，在清朝灭亡之前，岳飞整体上是被肯定的，虽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推翻岳飞的形象，也没有正面批评岳飞。南宋自宋孝宗之后自不用说，元代对于岳飞的评价有点暧昧。南宋是被元朝灭亡的，因此，元朝不太愿意大张旗鼓地宣扬岳飞。但是，元朝的官方史书也称岳飞是文武双全，是少见的人才。只是碍于元宋的关系，元朝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岳飞。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元朝对岳飞的态度。南宋给岳飞平反后，岳坟和岳庙都是岳家后人自己修建的。宋元战争时，岳坟岳庙被毁。元朝初期，还是岳家后人重修了岳坟和岳庙，元朝政府并没有阻止。后来，岳坟岳庙再度荒废，元朝的地方政府出面，又主持修复了岳坟和岳庙。由此可以看出，元朝虽然没有全力宣扬岳飞，但总体上还是肯定岳飞的。
    到了明朝，岳飞的形象被肯定和广为宣传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比很多当今中国人高明的地方。岳飞的事迹中，有明显抗击外族的事实，但是，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指出，蒙古等少数民族“皆吾赤子”。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实现多民族融合，明朝时期岳飞虽然被大力肯定，但他的地位在关羽之下，关羽成为“军神”，而不是岳飞。明朝时期也出现了对以往秦桧评价的一点变化。例如，文征明提出，杀害岳飞并不是秦桧一个人所为，宋高宗是主谋，也难逃罪责。这一观点在后来被很多人接受并提倡，虽然它对减轻秦桧的罪责客观上会产生一点影响，但是，这一观点基本上没有损害岳飞的形象。
    清朝时期岳飞的地位，只要看两个人的评价即可。一是康熙，二是乾隆。清朝皇族满族人从血缘上说，是金国女真人的后裔，因此，岳飞抗金等于是汉人抗清，差不多就等于反清复明。即便如此，清朝皇帝也没有否定岳飞。康熙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批评宋高宗偏安江南，同时也批评南宋主张抗金的思想和势力。但是，康熙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矛盾，他肯定南宋主张与金国“议和”的势力，事实上又肯定了偏安江南，与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想法是完全抵触的。然而，康熙对于岳飞和秦桧，只有婉转的意见。康熙认为，岳飞抗金不可能成功，因此，明朝残余势力应该学习秦桧，放弃抵抗。但是，康熙矛盾在于：如果明朝残余势力放弃抵抗，康熙真的会让明朝余脉像秦桧和宋高宗一样，实现议和而偏安吗？因此，康熙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确有贬低岳飞、肯定秦桧的倾向，但是，没有表现得非常露骨。康熙在“借古喻今”的问题上，像后来的吕思勉一样，用错了对象。
    乾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康熙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乾隆充分肯定岳飞，多次写诗赞扬岳飞，还巡视了岳飞故里和岳坟岳庙。乾隆把岳飞视为同道，把他遥远的祖先金国皇帝视为外来者。乾隆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正可乘机事恢复，谁知虚力废经营”，“万里长城空自坏，至今冢树恨难平”等。所谓“恢复”就是指南宋收复中原，后面两句的意思是指杀害岳飞就是自毁长城，如今依然令人恨意难消。岳坟岳庙在清朝乾隆以后，多次得到重修。乾隆改变康熙对岳飞、秦桧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与明朝皇帝异曲同工，都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实现多民族融合。但是，乾隆比历史上的其他人又多做了一些事，他把岳飞描绘成一个绝对忠君的形象，突出了“君臣之义”。乾隆对岳飞形象的这一加工，成为后世很多人批评岳飞“愚忠”的源头，以至于清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所供奉的主要是关羽，还不愿供奉“愚忠”的岳飞。直到清朝末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color">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bwgh.html]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color，才改变了民间秘密结社的方式，在“驱逐鞑虏”的口号下，把岳飞当成了反抗满清的旗帜。
    事实上，岳飞生前为了抗金多次抗旨，很多历史学家指出，把岳飞视为“愚忠”，至少是不准确的。我认为，在皇帝制度下，岳飞的确有一点“愚忠”的痕迹。但是，抛开皇帝制度，岳飞对于国家、对于文明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岳飞的忠诚里面，既有历史条件下对于帝王的忠诚，也有千古不变的，对于人间正义的忠诚。仅仅把岳飞描绘为“愚忠”，是完全错误的。从上述简单的历史描述可以看出，南宋到清朝灭亡的约800年时间里，岳飞的形象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以肯定为主，某些有否定倾向的观点，也没有彻底否定岳飞。与之相伴的，就是对秦桧的态度。自南宋以后，秦桧在历代官方史书上，都排在“奸臣”行列中。“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几乎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在800年的中国历史上，秦桧大多只被称为“奸臣”，而较少像“民族败类”这样冠以“民族”的前缀。岳飞虽然被肯定，但是，也很少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特征：只区分正义与奸佞，只区分君子与小人，而尽量避免区分族群的你我。然而，清朝灭亡至今已近100年，在这100年中，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人的思维和评价标准陷入混乱，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进入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时期。最近这100年对于岳飞和秦桧评价的混乱，远远超过此前的800年。迄今为止，还有很多人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为秦桧翻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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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清朝灭亡以前约800年间，中国历史对于岳飞评价的变化不大。从20世纪开始，在国内外交叉影响下，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可以用游乐场的过山车来类比，大起大落、翻天覆地。岳飞和秦桧彷佛坐在儿童玩具跷跷板的两头，轮番上天落地。至今，这个儿童游戏还没结束。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思维混乱，历史评价标准莫衷一是，从理论界一直影响到大众。
    第一个导致思维混乱的，就是来自西方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前文说到，中国历史上元明清三朝，都存在民族问题。但是，元明清三朝在划分民族界限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强调民族融合。其中元朝这方面做得最差，所以不到100年便失去了统治权。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号称盛世的唐朝，李姓皇族就不是汉人。然而，中国人在文明和文化优劣的首要条件下，并不十分在乎这种民族区分。民族融合和交往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今河北、山西等很多地方的汉族人，其祖先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如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其祖先实际上是汉族人。但是，西方近代文化，搞出了一个绝对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只强调不同民族的区分，而排斥不同民族的融合。这种西方思潮很快在岳飞评价上得到了体现。
    西元1903年，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当时在日本的个别中国留学生，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很快提出，岳飞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第一民族英雄”。从此，岳飞开始有了“民族英雄”的称号。此后，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同盟会”之间，对于岳飞的评价展开了论战。革命党人挺有意思，他们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又像清朝一样，把岳飞供为神，连陈独秀都搞了一个“岳王会”。一些革命党人的入会章程要求，每个人都要向“岳爷爷”磕头宣誓，还要斩鸡头、歃血盟。维新派的梁启超不太喜欢这套东西，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强大，应该从汉唐寻找博大的胸襟，而不应该拘泥于宋元、明清“江山易手”的复仇欲望。在这里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已经开始体现：当西方人大力推行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人不跟着搞民族主义，明显要吃亏；但是，像西方人一样搞民族主义，也可能伤害自己。
    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头脑是清醒的。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的态度倾向于梁启超，在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这种过于民族主义的主张，而改为“五族共和”。但是，“五族共和”是针对中国的内部。对于中国外部，“中华民族”这个全新的概念开始出现。于是我们看到，民国一成立，在国内很快又恢复了中国古代消除民族差异，加强民族融合的传统。但是，由于国际大环境到处都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猖獗，中国人又不得不用西方民族主义这一较为落后的思想和手段，来应对半开化的西方人和尚未完成文明进化的西方文化。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等人试图融合国内各民族的努力，淡化了同盟会当初对岳飞的民族英雄崇拜情结，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近代史上最早为秦桧翻案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了批评军阀混战，在他的一部历史著作中，贬低岳飞，将岳飞描绘为军阀，同时美化秦桧。前文已经说过，此处不再多说。吕思勉“抑岳扬秦”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西元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也发表文章指出，秦桧“真是冤枉”。胡适这么做的原因，与吕思勉并不一样，以后再说。但是，这一“抑岳扬秦”的思潮延续时间并不长，到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民党再次大力将岳飞树为“民族英雄”，并查禁了吕思勉贬低岳飞、美化秦桧的书。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当后人把国民党描绘得一无是处，那么国民党查禁图书的行为，就与限制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被查禁的书，似乎就成为了真理。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岳飞树立为“民族英雄”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它对于提高抗战士气、凝聚人心是很有好处的。“918”事变后，一位文学家从相传是岳飞手书的一个古代碑帖中，找出了几个字，组成了“还我河山”这个横幅，其中“我”字，是从繁体的“义（義）”取的下半截。这个拼出来的岳飞手书，与岳飞的《满江红》一起，迅速传遍全中国。这一时期对于岳飞的历史研究也获得了一些进展。由于秦桧夫子篡改历史的行为，历史上关于岳飞的可信史料并不很多。也就在这一时期，有人指出《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做，而是明代某人的伪托。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历史学界还没有定论。
    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人弘扬岳飞精神相对应的是，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开始吹捧秦桧、贬低岳飞，其目的很明显。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果然影响了某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比方说汪精卫。美化秦桧等于是给汪精卫松开了一个精神枷锁，在其他中国人看来是汉奸的行为，由于有了给秦桧翻案的具体事例，汪精卫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汉奸行为。汉奸问题除了了民族主义因素之外，还与其他西方理论有关，下文再说。
    我认为，西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与个人主义相配套的思潮，西方民族主义就是个人主义的逻辑延伸，它并不是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国现在需要民族主义，是因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个人主义至上、民族主义猖獗的半野蛮人、半开化人。西方人虽然在技术手段上比较领先，但是，在和谐共生、彼此共存的文明水平上，还没有完成真正的进化，他们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动物规则。因此，当今中国不得不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就好比一个讲修养的人，面对流氓摆脱不开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与流氓一样的手段，甚至要比流氓更狠，才能战胜流氓。中国如今不得不需要民族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种放低身段的“屈就”。就好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你同他讲道理，他却动手打人，你不用一点武功来保护自己，那就只能等着吃大亏。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彻底消失，只有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时候，或者等到西方文明进化到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的文明高度时，才有可能。
    但是，我们如今不得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西方工具，的确也会带来复杂的问题。以岳飞来说，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英雄？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岳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岳飞的具体事迹，的确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反抗“中华民族”的另一部分。因此，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下，岳飞遭遇了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问题：有人说岳飞抗金是分裂中国的行为，而秦桧到有了点维护统一的意思。这种混乱，实际上就是引入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结果。我在前文多次说过，中国历史上，较少突出强调民族的不同，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全部都比当今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明很多，总是不忘要加强民族融合。当今西方强调民族差别、拒绝民族融合（或只允许单向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如何评价岳飞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中国古人是如何面对岳飞的？中国古人从来没有把岳飞当成是“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私有的。中国古人从来不会说，岳飞是我的，不是你的。在中国古人的眼中，岳飞代表的是正义，是先进文明对抗野蛮的勇气。就如同商汤周武面对夏桀商纣一样，南宋与金国，从本质上说，南宋代表先进的文明，优越的文化；金国虽然武力强大，但是，金国代表落后与野蛮。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宋朝的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农民，都是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但是，金国实行的差不多还是奴隶制，无数中原人被金国俘获后，或者被卖为奴隶，或者被当成金人饥饿时的食物。与岳飞军队不骚扰百姓相比，金国军队的屠城连儿童都不放过。两种文明程度相差如此巨大，如果岳飞不抗金，就等于是先进文明的毁灭。因此，岳飞代表的是维护先进文明、保护先进文化的强大正义。这种正义和勇气，连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都不得不承认和敬佩。
    在这样一个用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原则下，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符合正义，就应该肯定；只要违背正义，就应该谴责。中国古人的这种观念，不会因为对方是什么少数民族就留点面子而照顾，或者歧视；也不会因为被评价者是本民族成员就虚饰美化。即便你是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以正义为标准的前提下，做了违背正义的事情而羞愧，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西方民族主义的缺陷是，它把民族利益放在普遍正义之上，甚至为此而颠倒、扭曲普遍正义，只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当成普遍正义。于是，各人站在各自的立场，设定自己的标准，根本不顾人世间普遍的正义原则。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岳飞身上，就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从长远出发，应该从岳飞头上拿掉“民族英雄”的帽子。岳飞就是正义和勇敢的化身，岳飞不仅仅属于中国，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岳飞也属于全世界。我曾经写文章反对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位成“国学”，其道理与岳飞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要真正发扬光大，其中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岳飞这样形象，变成全世界共同的榜样，而不是只把岳飞当成自己的宝贝。民族是会变化的，而人间普遍的正义，永远不会变。岳飞就是诞生于中国的人间普遍正义的维护者。发扬广大岳飞精神，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让全世界人都学习岳飞，那才是正道，把才会让很多西方人感到羞愧。仅仅把岳飞当成“民族英雄”，实际上是矮化了岳飞。西方民族主义造成对岳飞评价的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与此同时，另一些西方观念的引入，同样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下次再说。（待续）

继民族主义将对岳飞的评价搞得歧义丛生外，还有一个把岳飞搞成翻天覆地的理论，就是阶级斗争理论，这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理论。1951年，中国开始讨论如何评价岳飞，当时最刺激人的一个标题是：《岳飞，他对人民是有罪的》。理由呢？因为岳飞是“封建奴才”。虽然当时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是，阶级斗争理论依然把岳飞定位成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忠”的奴才。这种论调长期都没有消除，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岳飞剿灭盗贼，被说成是“镇压农民起义”，所以“有罪”。直到2007年，号称国内宋史第一专家的邓广铭先生，在他修改后再版的《岳飞传》中，依然将岳飞“扑灭农民起义”的行为称为“血腥”与“罪恶”。然而，邓广铭先生又不得不承认，岳飞的军队即便在“扑灭农民起义”的时候，依然秋毫无犯，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戴。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位老妇女欢迎岳飞，人们问她丈夫在哪里，她说，丈夫因为造反，被岳飞的军队杀了，但她还是欢迎岳飞，并不恨岳飞。虽然邓广铭先生总体上还是将岳飞称为“民族英雄”，但是，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笼罩下，岳飞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成为无法获得共识的难题。有人考证岳飞出身佃农，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否认岳飞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

    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把岳飞描绘成“有罪的”，很难让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于是，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调和，说岳飞和秦桧都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只不过分成了两派，一派愿意抗战，另一派愿意投降。由此，岳飞和秦桧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岳飞的悲剧命运也被打上“封建意识局限性”的标签。因此，有人说，对于有“忠君”思想的岳飞，对于岳飞的爱国主义应该“批判地继承”。但是，当今著名的“红楼附会学”家之一，冯其庸先生在60年代初指出：岳飞的“忠君思想”是不能批判性地继承的，因而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把岳飞说成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并没有完全占据舆论。此后不久，周谷城早先写的历史著作中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遭到了广泛的批判。周谷城确实有贬低岳飞的倾向，于是，批判文章指出，周谷城是替“议和派”翻案，是赞成投降，是丑化岳飞这一“民族英雄”。这一批判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周谷城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宣传“卖国无罪”。所以，我们看到，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岳飞形象的一个大起落：先是因为岳飞“镇压农民起义”而成为“罪人”；然后，又因为岳飞的“爱国”而成为批判“卖国”行为的旗帜。但是，还没有完。1966年，《中国青年报》刊登文章，标题是：《岳飞不值得崇拜》，使用的还是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于西方，用它解释很多西方社会问题，大都还能适用。但是，把阶级斗争理论机械地搬到中国，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往往不适用。比方说，反动的统治阶级愿意投降，革命的劳动人民愿意抗金，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必然结论。如果岳飞代表统治阶级，那么，岳飞的处境岂不非常尴尬？再说，统治阶级愿意投降也不尽然，宋朝皇族赵姓宗室人口众多，随着“二帝”被掳往北方，还有很多赵姓宗室没有被掳走。宋史《英烈传》中有大量赵姓宗室奋不顾身抗金而牺牲的记载。当某些人对于是否抗金而犹豫时，经常有赵姓宗室站出来说：我是宗室成员，我不抗金谁抗金？我不为国捐躯，谁该捐躯？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赵姓宗室是真正的统治阶级，那么，捐躯的宗室成员与愿意投降的宋高宗、秦桧等人又是怎样的关系？所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往往错误百出，谬误千里。对于岳飞来说，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搞不清楚岳飞究竟属于哪个阶级。虽然有人考证说岳飞是佃农出身，但是，岳飞年纪轻轻，一到大地主家“上班”，就遇到了强盗，武艺高强的岳飞打败了强盗。然而，依照阶级斗争理论，对抗大地主的强盗就是代表先进的农民阶级，甚至还可能是“起义军”。本身也是无产农民出身的岳飞，他的这种做法难道是从一开始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那么，岳飞的抗金为何又受到无数百姓的支持？因此，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评价岳飞，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这个理论不完全适合中国历史。
    另一个给岳飞评价造成巨大混乱的，是同样来自西方的历史进步论。历史进步论简单来说就是，历史永远向上走，现在永远比过去进步、文明。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中国近代的落后，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的核心就是儒家学说。于是，对于岳飞和秦桧，又产生一个大问题：他们谁代表儒家思想？由于历史进步论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凡是落后的，一定是儒家；凡是儒家学说，一定是落后反动。从这一概念出发，秦桧、宋高宗主张投降，所以是落后的，所以秦桧代表儒家。而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在《一桧虽死，百桧尚存》一文中已经说过，秦桧明确反对儒家思想，岳飞到是不断以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一些历史学家即便不承认岳飞是百分百的“儒将”，也不得不承认岳飞是重视儒家的军事人才。
    很多著名的宋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晕头转向。为了适应历史进步论削足适履的方式，有些大学者只好不顾现实，硬把秦桧说成是代表儒家，却不看看，最早主张“请斩秦桧”的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大批被秦桧残酷迫害的，都是儒家知识分子；此后几百年将秦桧定位在“奸臣”行列的，都是儒家正统的知识分子。说秦桧代表儒家，完全是睁眼说瞎话。当铁的事实证明岳飞远比秦桧更接近儒家，岳飞一心想用儒家思想来充实自己，在“历史进步论”的绝对作用下，又出现了一个荒唐的结果：由于儒家就是落后，就是反动的代表，因此，信奉儒家思想的岳飞，他的抗金行为也成为落后、反动的行为，也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贬低岳飞，为秦桧翻案，又成为批判儒家思想的一个必然产物。“历史进步论”这一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绝对化，就这样导致了大量的荒唐，人们的思维和评价标准被彻底搞乱。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进步论”？它在某些地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该成为绝对真理，不该成为评价一切的准绳。历史进步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最明显的反证，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欧洲教会统治的中世纪是比古希腊、古罗马更进步、更文明的社会，为何还要“文艺复兴”？为何还要复兴1000多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传统？按照历史进步论所说，历史永远是直线上升，现在永远比过去先进、文明，那么，“文艺复兴”难道不是历史倒退？如果文艺复兴是历史的倒退，为何还要大书特书，大力肯定其进步意义？如果狡辩说，历史的进步也会有暂时的起落，那么，1000年教会统治的中世纪，这个“暂时”也太长了吧。况且，在这1000年中，又有几个人认为教会统治是“暂时”的落后？几乎所有当时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比古希腊、古罗马更为先进的文明。教会思想统治欧洲一千年，最终被历史证明是落后的，它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回到历史时间轴更早时期的文艺复兴，才是重新回到进步和文明的轨道上。那么，西方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不过才100年，谁能保证50年、100年后，历史不会证明，现代畅行于中国的西方思想也是一个“暂时”的错误？
    把历史进步论绝对化，运用到岳飞身上，就可以得出上述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除此之外，历史进步论还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搞乱我们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历史进步论”彻底认定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落后与野蛮，因此，向国外学习，抛弃本国传统，就成为正确的选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岳飞抗金就等于拒绝外来文明，秦桧议和就等于与外来文明携手相安。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不久，立即发表文章说，秦桧几百年来是被“冤枉”了，目的无非是拿秦桧和岳飞说当前的事情，希望中国不要抗拒外来文明，而要像秦桧一样，对外来文明“以诚相待”。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包括汪精卫。因此，胡适为秦桧翻案的主张，或者成为错误理解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价值的必然，或者成为某些公开或秘密出卖中国利益者的护身符，其最终结果，都是为秦桧翻案。

    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乃至今后，所有为秦桧翻案的人或主张，无一能逃出上述几种西方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强行改造，其结果总是荒谬和矛盾。可悲的是，以中国自身历史发展为主体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在这一百年中，几乎毫无踪影，没有市场，被彻底批到批臭。自清朝灭亡一百年来，西方思想的传入，搞乱了中国人的思维。它的核心在于：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严重缺乏自信，看不到真正的价值，无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盲目相信外来文化，盲目地把外来文化当成绝对真理，不顾中国的现实，生搬硬套，削足适履，造成对中国历史评价的无数混乱。

    当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多优秀的遗产，有人便以极端方式反驳道：难道要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欧洲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名义上是复兴1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并没有完全复古。欧洲“复兴”的对象，是1000多年前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我们今天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彻底妄自菲薄，便看不到自身历史、文化的真正价值，盲目崇外就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岳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800年来没有多少混乱，中国人的结论和评价清清楚楚，中国老百姓对岳飞的喜爱也实实在在。但是，在思想和观念上盲目地崇洋媚外，在最近的100年间，把岳飞和秦桧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颠三倒四，在其他更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其混乱更是可想而知。这个话题说完了。

附：                                    一桧虽死，百桧尚存
   秦桧先后两次做宰相，第二次连续做了18年。到他生病快死的时候，秦桧还想做一件大事。当时朝廷大臣中，秦桧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其次就是秦桧的儿子秦熺。秦熺是秦桧过继来的儿子，真实的关系，秦桧应该是秦熺的姑父。秦熺在朝廷中获得了仅次于秦桧的地位和权力，被称为“小相”，有点按耐不住。史书记载，秦熺在家里穿黄衣服，秦桧要求他换掉。然而，秦桧快死的时候，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宰相的位置传给秦熺，想学曹操。
    秦桧给宋高宗写报告说，自己病了，做不了事了，要求全家一起辞职，其实是要挟或提醒，希望宋高宗问一下谁来接替，秦桧便能趁机提供建议。秦熺也打报告，父子两人轮番上阵，提醒宋高宗宰相接班人的事情。宋高宗在这件事情上，脑子还比较清楚，不允许辞职，只要求秦桧好好养病，也不提接班人的事。但是，宋高宗有点不放心，怕秦桧是装病，便亲自到秦桧家探病。秦桧见高宗依然不提宰相接班人的事，只好自己捅破窗户纸。他早已让手下准备好了报告，建议让秦熺接任。这时候，秦桧把报告拿出来，当面交给宋高宗。宋高宗看了，一言不发。秦熺见状，逼问宋高宗，高宗很不高兴地说，这事不该你管。
    当晚，秦熺发动众多手下和朝中大臣，要联名打报告，请求秦熺接替宰相，由“小相”变“大相”。宋高宗也是连夜行动，第二天便下诏书，让秦桧退休，安心养病，同时也让秦熺退休，但给了两人很高的荣誉性虚职和实惠，即所谓“荣归故里”。与此同时，把秦桧的两个孙子也罢了官。秦桧得此消息，当天就死了，终年66岁。
    历史上说皇帝“亲政”，一般都是指小皇帝长大以后，亲自管理国家事务，但是，宋高宗是个成年皇帝，在秦桧死了以后，也开始了“亲政”。宋高宗把秦桧留下的大臣班底全部换了一遍。然而，由于秦桧当政18年，朝廷上下内外几乎都是秦桧的死党，换来换去，还都是秦桧的人，由此，史书评价：“一桧虽死，百桧尚存”。秦桧的汉奸路线，在南宋还发挥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影响。那么，秦桧的汉奸路线有何特点？
    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秦桧的要点是“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史书记载，秦桧内外勾结杀害岳飞后，金国曾明确指示南宋：不得随便更换大臣。这当然指的就是秦桧，于是，秦桧连续做了18年宰相，一直做到死的那一天。与高宗前期几乎每年都要换宰相相比，两者确实有天壤之别。用今天的话说，金国的行为就是严重干涉别国内政，类似于当今某国在其他国家，支持一个听话的政治家上台。此外，秦桧批评某个要求抗金的大臣说，你是用智谋对待外国人，我是用诚信对待外国人。一位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外国人狡诈并不可怕，而像秦桧这样迷信外国，对外国人深信不疑，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彷佛总是重复。
    秦桧的汉奸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禁止儒家学说，排斥和压制信奉儒学的大臣。儒学在宋朝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叫做“洛学”，也就是后来的宋明理学。秦桧第一次做宰相的时候，还利用了一些儒学之士的错觉。在北宋灭亡时，秦桧曾经有一个举动，让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对他抱有好感。当时金国要废黜赵姓皇帝，立异姓为傀儡皇帝，秦桧向金国打报告说“请存赵氏”，这个举动虽然尚有疑点，但是，经秦桧自己大肆渲染后，受到南宋皇帝和部分儒学人士的肯定。然而，秦桧当了宰相后，很快就露出了卖国的本质。原先支持过秦桧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揭露秦桧的真相，批判秦桧的所作所为。
    除了朝廷内部儒学官员对秦桧的批判之外，社会上很多人也认清了秦桧的真相。一个名叫胡铨的小知识分子，由于官不大，不能直接给皇帝写报告，便写了一篇文章四处散发，这篇文章的宗旨是“请斩秦桧”等卖国贼。秦桧由此对儒家学说深恶痛绝，18年执政中，5次科举考试，主副考官都是秦桧的亲信，严令禁绝那些信奉儒家学说的读书人考上科举。同时，在朝廷中严厉打击和排斥儒学人士，被罢官、流放、致死的儒学人士不计其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岳飞。岳飞的忠烈、忠义、忠勇举世皆知，有目共睹，秉承儒家的思想传统，岳飞坚决主张抗金，最终被秦桧无端杀害，成为千古冤案，功亏一篑。
    做汉奸的人，没什么自己的理想，如果要有理想，那就是以外国人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在秦桧身上的表现就是，以金国的要求为第一要求。把秦桧这个思想当作他的“理想”，似乎还有拔高他的嫌疑。实际上，竭心尽力地满足外国人的要求，到头来还是要满足秦桧自己的欲望，为此，卖国的汉奸必须建立自己的死党、私党，严厉镇压和管束不同的意见。秦桧掌权时期，除了剪除异己，压制维护本国利益的正义之声外，还在官员阶层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的紧密关系网，其中有皇帝的女人、太监，还有秦桧的儿子、孙子，老婆家亲戚，他自己的学生、门人和忠心耿耿的打手。
    秦桧做这些事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发财。汉奸秦桧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大的腐败分子，而且，秦桧的手下，秦桧所重用的亲信，个个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个个气焰嚣张。到秦桧快死的时候，他们还觊觎整个国家政权。秦桧的汉奸路线遗祸不浅，流毒深远。读史到此，思虑到此，每每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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