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美缇《一个昆曲演员的奇异遭遇》

岳建良 · 发表于 2008-7-23 13:15:59

岳美缇《一个昆曲演员的奇异遭遇》

2008-06-05 10:35:38 　　来自: 伊宜以忆(上海)

   才子佳人“还魂”了
   在我的一生中，1975年可以说最为奇特。当时我被逐出舞台已整整十年，感到从小学的昆曲艺术已渐渐离我远去了。
   春天里的某一日，文化局突然通知我：“有任务要你马上去北京。”我也不敢问，就这样糊里糊涂，于3月14日跟着一帮人，其中有我的老师、尚未“解放”的俞振飞和一些“文艺黑线”人物，也有“五七”京剧班的校长张美娟及样板团的演员，一起进京了。

   我们被安排住在首都西郊的西苑饭店内，每天都有一些穿军装和样板服的歌唱演员、戏曲演员来报到，他们也是从外地来北京的。接待组通知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一律不能外传，即使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提起。

   这些人中，有的我认识，但这时大家心中都明白，在没搞清对方在“文革”中的表现和现在的身份前，千万不要自找麻烦，大家都只是似见不见地点个头而已。我照常陪着俞振飞老师下楼去吃饭，或上楼去开会。他始终低着头，半弯着腰，认定自己是“牛鬼蛇神”，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一天，粤剧名演员红线女的女儿红虹跑到俞老师房门口问道：“俞老解放了吗？我妈让我来看看。”我告诉她：“还没有解放。”当时“没有解放”的，还有好几位京剧前辈，如李少春、关肃霜、赵燕侠，等等。可是，很快，这些“专政对象”、“黑线分子”，竟和穿样板服和军装的人一起排戏，一起练唱了。被打倒了十几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这里“还魂”了。甚至，被批为反动黄色的《游龙戏凤》、《十八扯》等传统戏，也郑重其事地由各地召集来的京剧演员、梆子演员，用最好的进口器材、最好的进口胶卷，被当作艺术品录下来，或拍成电影。在那种形势下，这可真是让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有幸结识专家教授
   过了几天，我的任务明确了，是要我唱唐诗宋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心中一点底也没有。在录唱词曲前，要我先录音的竟是昆曲《三醉》。这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四梦”之一《邯郸梦》中的一折，内容是写仙人吕洞宾为了下凡度人，三醉岳阳楼的故事，是作者宣传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文词很深，但唱腔清新飘逸，极有特点，是北曲中很有代表性的曲子。我曾经向沈传芷老师学过，以后向俞老师再重头学起，那时主要为了吊嗓子，因它的曲调流畅、优美，常用来作为唱腔的基础训练。这个戏舞台上极少演出，我只在毕业前看俞老师演过一次，除记得他那飘逸若仙的形象外，别的都记不清了。由于俞老师天天帮我复习，所以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北影厂录音了。

   在练唱那天，发给我一本八开的印刷极考究的大字号《邯郸梦·三醉》，其中每个典故，每个难解的词，上面都有注释。这个戏的唱词大都用道家典故，我以前虽然经常唱，但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如：“史记上单注着会歌舞的邯郸女，俺只道几千年出不得蔺相如，恰怎生祥云气，罩定不寻俗，满尘埃，他别样通疏。”老师也说不懂。这次却有了这么一本像课本注释一样清楚的剧本！更奇的是，我还被告知，可随时去向一些老师请教。
原来，这里还有不少北大、清华的中文系教授，此时他们正在“西苑”为唐诗宋词作注释。他们也已十多年不进课堂了，不敢去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可是一旦可以工作了，他们又都那么兢兢业业，孜孜不倦。我很崇拜这些专家，庆幸自己有缘在这里认识他们。

   竟是“旗手”定的调
   我唱的第一首词曲是宋代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于5月25日晚上报送给于会泳，他那时的头衔是什么“创办”主任，大概相当于文化部长的职务。那时来这里唱诗词的人相当多，除了戏曲演员外，还有朱逢博、李谷一等知名的歌唱家。有名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如刘德海、汤良兴、闵惠芬、王昌元等，也在这儿录古乐曲，同时还为我们唱诗词伴奏。每天吃饭时，黑压压十几桌人挤满了一个大饭厅。

   此前，有一次紧急开会，传达江青电话指示，是对某一个演员唱的词曲表示不满，讲了些挖苦人的话，令人很难堪。到这时我才明白，是江青在抓这项工作，这位“旗手”，当时人人见她“敬而畏之”。我唱的那段送上去后，我整整一天忐忑不安。因为，这些词和曲都是陌生的，据说是用《九宫大成》和《粹金词谱》的谱，再新配上和声，没练几次就开始录音，气没有顺，声音也有点虚，心里不免七上八下。26日晚上12点，突然下达了江青的电话指示：“总的说岳美缇唱得不错，声音有缺点，但有刚劲，可以再唱。”这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此时唯有庆幸没有当众挨批；又不无担心：这将唱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不久，留下唱词曲的人选基本确定了，有我、蔡瑶铣、计镇华、方洋和李元华五人。前面四人都是上海戏校昆曲班首届毕业的同学，只有李元华是唱京剧的。我心中想着：这词曲一定与昆曲很接近，不然怎么都让昆曲演员来唱？我这个人除了会唱昆曲，平时什么歌曲也不唱，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别人也说是昆曲味。为此我拿到词曲曲谱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我怎样唱昆曲的劲头来唱。果然于会泳在一次召开座谈会时说：“昆曲《三醉》润腔很细，听上去就是经过舞台锤炼的，岳美缇用昆曲的润腔来唱词曲是可取的。”我听了却更犯愁，因我除了会用昆曲的润腔外，其他手段一点都不会用，怎能把不同风格、不同诗人的作品唱出特点来呢？

   台下坐着尼克松
   这一时期，我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欧阳修的《蝶恋花》、晏殊的《浣溪沙》、苏东坡的《江城子》《水调歌头》、陆游的《卜算子》……但更多的是辛弃疾、张孝祥、陈亮等人的爱国诗词。

   接着是要我唱岳飞的《满江红》，当时这位英雄已沦为“愚忠愚孝、反动昏庸封建主的走狗”，连杭州城中的岳坟、岳庙都已被毁。但如今却要我唱这个被否定的作品，这词句我该怎么理解呢？是浩气长存，还是……我悄声地问老师，他无奈地对我一笑：“自己去理解吧！”我在苦思冥想中好像感悟到，在这民族文化遭毁灭的危急时刻，有人开始在关心它，拯救它，但此人决不会是江青！

   我对岳飞有着特殊的崇敬，因为我也姓岳，听长辈们说，在我们家谱中，记载我是岳飞的三十七代孙。所以当我朗读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时，一种缅怀先祖先烈的自豪和悲愤油然而生。我联系到自己，我也经历了36个春秋，承受过“文化革命”中对我的抄家、批判和冲击，虽然对政治还是不明不白，但对“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已能品出些苦涩的滋味了。

   对这首词，我紧扣它的“吟—唱—唤”这么一个过程，在感情处理上抓住作者由内心自语转向对知己诉说，最后则以宣誓推向高潮。

   虽然自己作了案头的准备，但一直没有轮到我去唱，而是由计镇华、方洋的男声在唱。一天，突然通知我：“明天下午录岳飞《满江红》。”我连夜从头至尾练习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练乐，下午即去新闻电影制片厂录音。那天大小组长都去了，人去得越多，我精神压力越重，唱了好几遍，唱得满头大汗，都因气不顺而没有通过。三点半左右，于会泳第一次亲临监听室，我更紧张了，嗓音也发虚，又唱了六七遍，仍不满意。此时我知道这段曲子一定要在下午六点前报送上去，越急越唱不好。于会泳干脆跑到录音室里来指挥我唱，平日就不苟言笑的他，此时脸色铁青，更严肃得令人不敢看他一眼。他只对我说了四个字：“注意气息。”一直唱到第十一遍，他才说：“挑选一下，接一接吧。”意思是由剪辑再加工，这才勉强通过。几天后又叫我唱岳飞的婉约词《小重天》、高启的《吊岳王墓》等，这是风格、气势迥然不同的几首词，而对我的唱谁也不置可否。

   这天一早，我被叫到“创办”，于会泳、刘庆棠都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他们就说：“准备一下，晚上参加演出，你就演唱岳飞的《满江红》。”我已有11年没有登台了，今天的晚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又是一次重要的外事演出。我非常不安地赶回住处，除了练唱，赶紧向闵惠芬借了一件墨绿色的“江青服”，又借了别人的袜子和高跟鞋，一面穿一面不无感慨：谁想得到这辈子还会上台演出？更不敢梦想踏进人民大会堂呵！演唱不过三四分钟，因为紧张，声音比较虚，台下什么也看不见，脑子里只是不断提醒自己唱出气势来，别的也来不及想。一曲终了，只见前排坐着的竟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我也不知是高兴，还是为自己唱得不好而丧气，好久才透过气来，并暗暗庆幸今晚能平安度过。

   歌声曾伴随毛泽东
   1976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录音工作接近尾声，开始录像了。7月27日我和小蔡到了天津，准备第二天录像，录的是昆曲《琴挑》，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下午一点多来了一辆小车，接我们离开天津，还不到一天时间，有些地方已是一片断垣残壁。地震后各方面工作都暂停了，南下的火车票更是紧张，看这情况，我估计不会让我们回上海。打天津回来开始，不让进楼房住了，我们每天都住在大客车内。街道路口都搭起了防震棚，我们天天都到街上去看看，打听打听有什么震情，有什么新闻。每天只吃两顿，都是馒头、酱菜、蛋。我们在汽车里一直住到秋天。

   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大家都很伤心，也很担心，感到有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我们的工作无形中停止了，再也无人过问我们。食堂一天只发一次更简单的干点，那些大小组长面也不见，家住北京的都不来上班了。空气越来越沉闷，越来越异常，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终于到了9月29日，拿到回上海的车票。我什么东西也不要了，飞也似地跑向火车站，回到了久别的温暖的家。没过几天，江青被捕了！

   十多年后的1988年l月，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张玉凤写的《毛主席晚年二三事》，文中说，毛主席眼疾开刀前，所听的正是我唱的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曲子是上海昆剧院演员岳美缇同志演唱的，她演唱的《满江红》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她还写道：“毛主席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这时我终于明白了，1975年我们所唱的唐诗宋词，曾伴随过晚年的病床上的毛主席。
埋在我心头这么多年的谜，总算揭晓了……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363729/

岳建良 · 发表于 2008-7-23 13:19:36

岳美缇《我的恩师》 
           2008-07-20 22:56:34 　　来自: 伊宜以忆 (上海) 
        我学了四年“旦”以后，开始改行“小生”。踏进教室，坐满了一堆男孩，迎面把我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沈传芷老师。四十多岁的沈老师，一口苏州话，看上去一点脾气也没有。俞振飞校长一定和“传”字辈老师商量过，要我改行，沈老师便热情地接纳了我。拿到老师给我的剧本《断桥》时，封面娟秀地写着“岳美缇，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从此我每学一个戏，老师都在剧本上写着我的名字，年月…… 
        我比别人晚学四年小生，男生的形体基本功必须加紧补上。每天午休时间我便在教室里走台步，跑圆场。沈老师寒暑假才回苏州家休息，平时他住在教学大楼三楼教室旁边。每次听到我练功的声音，他就会过来，陪着我一步一步的走台步，一圈一圈的跑圆场、拉山膀、耗弓字步。我总在他后面跟着，只听他说着“腰拎气，脚下轻、眼有神！”常见他微微发胖的身体，头上冒着汗，圆领汗衫湿了一大片。我忍不住说：“老师你去休息吧，我自己练好了。”他总说：“老师也在练功。”晚自修时，沈老师便约我补课，把我不会的戏，一出一出地补上，教戏前耐心地先把一个个戏的故事，一个个人物细细讲给我听。那时我总想着沈老师的大肚皮里装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现在我明白了，阐述故事、剧本、人物也是一个演员表达能力的基本功。教完戏老师又拿起笛子自已吹，让我吊嗓子，他说我嗓子细，一定要每天唱才能吊出小“阳调”来。高兴时他自己也放开嗓子唱上几段。 
        老师把我定位在“才子”、“书生”一类的“巾生”一行中。正式给我开蒙的戏是《亭会》，因为这个戏的唱腔、身段都很繁重，载歌载舞的要求比较高。他看见我每天吃饭、下课都和我的好朋友文漪在一起，他便说要给我找一个搭档，因为小生小旦戏必须要有“搭档”。他说文漪很文静，“天生的一块闺门旦料”。当时我们班上女生个个出色亮丽，旦角又很多，这样沈老师便把文漪调来和我一起学《亭会》。以后我们又一起学《琴挑》、《偷诗》、《惊变》、《写状》，又一起排《调风月》。多少年来我们一起演《白蛇传》、《红楼梦》、《墙头马上》、《玉簪记》、《牡丹亭》等等，一起搭档。除了文革的十年，我们合作了二十年，这第一出戏便是沈老师把我们捏在一起，教了我们这么多戏，扶着我们走过浅水险滩…… 
        “传字辈”老师们尊称沈老师为“大师兄”，不仅是他较年长，他自小在“传习所”学艺外，几十年一直在他父亲沈月泉大师左右，他父亲把他培养成不仅昆曲生、旦戏都能独挡一面，而且净、末、丑的戏也会很多。他不但教小生教旦，还教其他行当，他真是全才，自己会谱曲、改词，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以后排的很多戏也都是沈老师捏出来的，如：《莲花剔目》、《评雪辨踪》、《调风月》、《拜月亭》等。我们所学的传统折子戏，沈老师也都作了“推陈出新”的修正。 
        我学戏很努力，也能吃苦，每天起早摸黑的在练功房。不久我就可以上台唱戏了，但沈老师严格要求我，从不轻易表扬我。一出《拾画叫画》要求我当作必修课，每天排、每天练，却一直不让我上台。他说：“你不要急着演，一定要下功夫磨个十年八年才能唱。”果然，这出戏我二十年后才有了第一次演出的机会。那时我们学戏也挑三拣四的，喜欢的戏抢着学，不喜欢的戏就躲课。那年沈老师教《桂花亭》，唐伯虎三约牡丹亭那段戏，我因不喜欢，上课就不好好做。沈老师一生气，把我赶出课堂。憋了好几天，我去认错时，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顿：“不要以为自己翅膀硬了，挑挑拣拣的。” 这一席话让我记住了一辈子。慈父严师的沈老师不仅把我们从少年带到青年，经历十年文革后，劫后余生的沈老师又和我们相依相伴了十多年。 
        记得1985年我们要排《玉簪记》，把沈老师从苏州请到上海给我们排戏。沈老师因中风后已经行动不便，我们天天围着他听他谈戏。老师身体力行的示范少了，更多的是谈他对戏、对人物的理解和表达方式。《玉簪记》中的四折戏，《琴挑》是我们学得最久、演得最多的，但老师依然并不满意。每次排练，他把人物关系变化讲得很仔细，把人物刻划时眉眼神情的表现分寸，要求得很具体。说到第二折《问病》时，要求我要把潘必正此时生病的眼神表现出来。我不得要领时，他说要看得“近”，像近视眼，眼睛要“朦”起来。他一边示范，一边说着，那种神情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还要我把“真病假病”演出来，也就是把他的“心病”要演出来。他反复强调大家要配合好，这个戏一共四个人，为了一件事——“问病”，必须在相互交流中把每人不同的心事、不同的态度表达出来。老师的这些提示和要求，都成了以后我如何演传统戏的楷模和灵魂。 
        《偷诗》一折我们曾去杭州向传瑛老师学的，回来一汇报大家都说好。沈老师问我：“这折戏你演什么？”我说偷诗也就是“偷”妙常的“心”呀。“那‘偷’应该怎么演？”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这个戏要演一个“轻”字。老师这一个字的提示，对我真似“醍醐灌顶”一样，一下子让我抓到了这个戏的感觉。我五体投地地崇拜沈老师谈戏，他特别讲“演戏不是演身段，而是要演出这个人物内心来”，“演戏要用脑子演”！我想我今天对演戏的理解和思考方式方法都是从沈老师那儿潜移默化来的。 
        再如《秋江》是全剧最后一折，老师说以前叫“摆戏”，也就是没有什么身段，男女主人翁面对观众，坐在台口唱两段主曲。他要求我们动起来，舞起来，并提示我们要从追舟的“追”字上展现两只小船相互追赶、靠拢的过程，再现主人翁急切相见的心情。同时要把一段南曲“小桃红”，以载歌载舞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通过苦思冥想终于排出来，老师很满意，我们当然更满意了。 
        以后老师常年住在苏州，我们经常去苏州学戏，看望他。记得每次去，他都在楼梯口等着，像是盼着远行的儿女们归来一样。 
        那年冬至，下着小雪，我与文漪来到沈老师家。一踏进家门，只见香烟缭绕，人头攒拥，原来是老师的儿女们都回来过节。师母烧了许多菜，桌上供着香火，桌旁烧着纸钱，大家一一跪拜祖宗。沈老师在供桌前鞠躬致意，我和文漪左右扶着老师，香火烧得屋里、走道都是烟雾，大家虔诚地祈祷和祝福，真让我感受到大年的温馨。老师笑着说：“你们难得来和我一起过年，我比什么都高兴！”这句话讲得我心里酸酸的。第二天我们开始学《拜施·分纱》，老师一说起戏便十分兴奋，说完戏头上又冒热气了。师母悄悄地说老师很想去街上的浴室洗个澡，只是没人送他去。我深知老师几十年的“水包皮，皮包水”的爱好，也就是洗澡、喝茶是他最大的享受了。我便和文漪揽下了推小车送老师去街上浴室的任务。 
        天仍下着雨夹雪，师母把老师扶上小车，给他围上大围巾，用毯子捂紧老师的双膝。我们俩推着这辆自行改造的小车，在雨地里、泥地里东摇西摆，一会滑向墙壁，一会滑向路阶，十分钟的路程，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老师送到浴室。我们在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老师红光满脸地出来了。我们赶紧把他扶上小车，依旧沿着原路推车回家。老师看着我们两人满头大汗，心疼地说：“快去洗洗吧！”看着老师舒服满意地坐在那儿，我们心里真觉得，以后要多为老师尽点孝呀！ 
        听说在为沈老师录音录像，记录他的艺术生活，我和静娴乘排练空档赶去苏州，一边请老师把《楼会·拆书》再给我们重新排一次。这个戏是数十年前在学校时学的，因为戏冷，还没有演出过。为了挖掘剧目，正值老师也在录音录像这个戏，所以有机会跟着细细地重新学了一遍。沈老师一直说这出“朝来翠袖”非常好听、好看，小时候学并不感觉到，现在再让我清晰地感受到老师用什么样的音调、语气，什么样的眼神、手势，表现一对不同一般小儿女的相识、相恋，让我真正感受到这个戏的特点。以后经过我们多少回的磨合，这个戏被大家接受。从中我领会到传统剧目要怎样下功夫，会呈现出它本质的华彩。 
        那些年几乎年年去苏州和老师相聚，有时是学戏，有时去演出，有时昆剧界聚会，有汇演。每次相聚，总是令人难忘。老师见到我们似儿女般绕膝左右，更是神采朗朗，开怀大笑！一次我又一个人去苏州看望老师，师母说老师一个人在路边桥头坐着。我诧异地一路寻去，远远只见老师一手柱着拐杖，独坐路口的桥头。我赶紧跑过去：“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老师看着我沉吟般地说：“来这儿看来来往往的车子！” 这一句话，令我无比伤感。老师很寂寞，内心更孤独，完全没有了他教戏时的神采。那次我回上海时，老师一定要送，送到了楼下，还坚持送到弄口，我几次回头，看师母扶着他还站在那里……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老师相聚，回想起来似乎就在眼前。

岳建良 · 发表于 2008-7-23 13:21:10

岳美缇《我与望乡》 
        2008-06-10 18:48:13 　　来自: 伊宜以忆 (上海) 
        上海昆剧团从1978年恢复，到了1986年可以说是它的上升和繁荣时期。不仅出了一批好戏，如《蔡文姬》、《牡丹亭》、《钗头凤》、《墙头马上》等，而且我们这批四十出头的演员，也都有了自己的代表剧目和演出风格，因此才会晋京被《中国戏剧》、中国剧协推荐参加梅花奖的评演。 
        但那次晋京，我差一点不去！ 
        那时期，我们自己没有决定演出剧目的权力，我也完全习惯听从领导安排，自己只埋头在练功房里。不料宣布赴北京的十一台剧目中，我只参加两台戏。大家都明白，头三天的打炮戏往往是内定的好戏，好角儿，我非但头三天没戏，仅有的两台也一直排在最后两天演出。我立即感到自己这次是被按在陪衬的地位，也掂量出领导意欲保住那几个得奖的：他们不但戏较多，而且又都排列在头几天演出，明眼人也一看便知。当时我受不了啦！我想这种排场去北京，如果别人拿到而自己落空的话，今后无法在上昆立足了！眼下这样的安排，我的命中率简直太少了！梅花奖的年龄又限制在45岁之内，这次没有下次也别再梦想！为什么在我思想中把得奖看得这么重？心里压力那么沉？想来在我们这代人受的社会波动太大太大，而得到的认可却是太少太少，一股迫切希望奠定自己的位子、迫切希望展示自己才能的雄心，在我心中荡漾，我深知这次得奖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乃至命运！此时，我又不无担心起前几年北京一批专家对我们《牡丹亭》的看法，对我这个女小生的看法……我在困苦中倔强地提出：“不去北京！”与其拿不到奖，还不如不参加的好！ 
        但是因为有《墙头马上》和《玉簪记》的折子戏要演，领导和俞老师做了我的工作，并给我加了一出《望乡》，我只得勉勉强强、委委屈屈地随大家赴京演出。 
        事实上，我演的《问病、偷诗》(《玉簪记》二折)，早两年在北京演出时已有口碑，对这么一个冷戏、瘟戏，由我们一台四个人演得情趣盎然，大家非常赞赏！对于《墙头马上》演出的完整性、艺术性，是那天在谢幕时充分感受到的观众的评价。出乎意料的是《望乡》一剧，那是我第一次演蟒袍戏，第一次演一个内心悲凉、复杂的降将李陵。 
        在赴京之前整整一个夏天，每天我把自己关在戏校二楼的大厅里，穿戴齐全，对着镜子反复几十遍的排练。因出汗太多，房间气温太高，时常头晕目眩。我这时咬咬牙对自己说：“练体力！练意志！”我怎么会在这样关键时刻选了这么一个与我本人条件相距甚远的戏呢？这可能也是一种感召！同意我再加一出戏时，只能是半小时的折子戏，当时我一心要赶出一个新戏来，情急中翻到曲谱中的《望乡》，这是一个以小生唱功为主的戏，俞老师第一次登台串戏就演的这个《望乡》，它好像启示着我会成功的！虽然没有什么身段，但是人物内心的凄苦和悲恨是令人动情的，我便立即决定把这个戏整理出来。 
        昆曲许多传统剧目，线索太多，铺排太散。《望乡》是写李陵投降后去北海边看望苏武，并奉命劝降，被苏武痛斥一番，他羞惭而去。应该说这是个好戏，但原本戏太长、太散，歌舞场面太多，主要人物反而时有游离在外的感觉，所以几十年中，这个戏没见上过舞台。为改好这个戏，我看了一些资料，反复背诵了李陵致苏子卿一信，令我对这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感触很多。为此我决定把以前只表现李陵苍白无力地劝降苏武，改为着重刻画他真实、复杂的变节心态。他在一边是汉朝朝廷的残酷迫害，一边是单于王惜才重用的天平中，在不公正与诱惑之间他失去了人格重心，他满怀委屈和怨恨。这样的解释我以为与历代对李陵的评说还是吻合的，凭藉大段动情的唱腔把李陵这苍凉而悲愤的人生，尽情体会了一番！庆幸和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戏得到了许多熟悉我的前辈、同行的肯定，使我对自己的此次演出非常满意！ 
        但是毕竟梅花奖一届总共只有十名，上昆就报了五人，我估量着一定有人落榜，这可能会是……演出是成功的，使我精神安定了不少，至于能否得奖，只能看运气了。 
        足足等过了秋天、冬天、来年的春天，真是一天天的在数着日子，在等候消息。终于，一天，北京一份祝贺电报：“祝岳美缇等五人获奖！”全团沸腾了！从没有过，一个剧团，一下子五个演员同时获得此奖！我惊喜地说不出一句话，长长的吁了一声，才觉得许多日子来压在肩上、心上的重担，被卸了下来！ 
        我成功了！

岳建良 · 发表于 2008-7-23 13:22:47

   岳美缇，女，生于1941年，岳飞第二十七代孙，昆剧表演艺术家，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上海戏曲学校首届昆剧班毕业，工小生。世界闻名的昆曲艺术表演家，上海昆剧团主要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一年在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追随昆曲大师俞振飞、沈传芷习昆曲小生，后又入戏剧导演班进修，对昆曲的理论及实践均有独到的见解。曾赴世界各地参加艺术节及文化交流演出、讲学、授艺。

   1954年至1961年在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追随昆曲大师俞振飞、沈传芷习昆曲小生，后又入戏剧导演班进修，对昆曲的理论及实践均有独到的见解。表演风流、潇洒、细腻，格调素雅清新，富有俞派小生所特有的气质和风度。擅演剧目有《墙头马上》、《红楼梦》、《占花魁》、《琴挑》、《偷诗》、《拾画叫画》、《跪池》、《百花赠剑》等。

   曾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四届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在《牡丹亭》中饰柳梦梅，荣获上海戏剧节演出奖。主演的《潘必正和陈妙常》获全国电视戏曲艺术片奖。1996年参加全国昆剧新剧目展演，主演《司马相如》，中央电视台首度为戏剧做全国现场直播。并曾主演电影戏剧片昆剧「琴挑」饰潘必正（1975），电视戏曲片昆剧「晴雯」饰贾宝玉（1983），昆剧《玉簪记》饰潘必正（1986），昆剧《司马相如》饰司马相如（1997）。

   曾数次赴香港、台湾演出、讲学，又先后赴美、英、丹麦、瑞典等国家演出，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现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

   著有自传《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实名注册(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