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增瑜：岳飞式的悲剧 悲剧式的岳飞

岳增瑜：岳飞式的悲剧 悲剧式的岳飞

         因家乡在太行山中的山西省平顺县浊漳岸畔，似乎是在遥不可及的少年时代，就听说邻村老申峧，有个叫岳增瑜的人物，十分了得。懵懂之中，从没有对这个人物去刨根问底过，只是感到是个人说人敬的角色。及至年岁长大，虽然仍为一浊世凡人，红尘俗子，却通过对这个人物有关记载的阅读，知道了岳增瑜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抗战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心中顿生出一股敬佩之情。而今江湖亲历，岁月蹉跎，人生荣辱炎凉，已然阅猎，常于宁静之中，品味太行精神，研读山地文化，待到重新翻看岳增瑜一生际遇时，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日前，独坐书斋，正陶醉于宋词的岳飞凭栏处，壮怀激烈中，适值岳增瑜嫡孙岳彦博朗声而入。一时，岳飞、岳增瑜这两个跨越历史时空的人物，在脑海中交替闪动，两个岳氏同宗的民族志士叱咤风云、抵御外侮的画面奔涌眼底，风波亭、城门池的凄风苦雨又在耳际响起。反复思之，顿觉这一出出民族悲剧，对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创伤竟是如此的深重。

    岳增瑜这位中共早期党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高足、上党（长治旧称上党）抗日武装的先驱、太行山上的传奇式人物，在民族英雄岳飞的悲剧谢幕796年后的1938年，竟重新上演了一出同样的的悲剧，令国人震惊，民族震撼，直击人类心扉。这一教训，永远值得民族汲取，这一谜底，永远值得后人不断破解。

一

    岳增瑜，字怀瑾（1905年——1938年）山西省平顺县老申峧村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早期党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学运领袖，上党抗日武装的创立者， 1938年9月19日被错误杀害，年仅33岁。50年后冤案得以昭雪，名誉得以恢复。

    诚如古人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饿其饥肤，劳其筋骨一样，岳增瑜的少年时代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一名长工，他又作为弟妹六人中的老大，少年境遇便可想而知了。好在他的父亲粗通文墨，自学中医，悬壶济世后，家中的境况总算有了好转。高小以前，他的学习就是白天和父亲一起扛长工上地干活，晚上看书识字。年仅13岁便考入了该县东藏寺高级小学，以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学。可以说，从幼小的岳增瑜身上，我们看到了太行山人吃苦耐劳、聪颖好学的本色。

    然而，中学毕业后的岳增瑜却遭遇了当时社会对其的不能接纳，因为他在中学担任学生会主席，热心进步，倾向革命，于是便受到了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的不满，并对他下令通缉。而此时岳增瑜却技高一筹地做了一个大胆的选择，投考北京大学。最后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一个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挣扎的山里娃，心智能如此聪慧，成绩能如此骄人，这不仅在当时，即使今日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岳增瑜这一人生的抉择，也为他从事所衷爱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共产主义萌芽正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生成，而共产主义理论的权威性人物李大钊等皆汇萃京华，客观上为岳增瑜致力民族解放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上的阐释。也就是说岳增瑜的人生理想追求有了依附，有了信仰。这种信仰，鼓起了他为之献身民族事业的风帆。

或许是骨子里太行山人坚韧不拔的秉性所在，抑或是山地文化不屈抗争的精神使然，岳增瑜在共产党遭受大屠杀的1927年，却毅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斗争的情操，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他身上所具有的太行山人质朴、勇敢、坦荡、好义、执著诸多传统文化也赢得了这一代青年人的敬仰，被推选为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如果说岳增瑜当年在第四中学被推选为该校学生会主席，是小试锋芒的话，而在中国最高学府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时，则为才情毕露，尽现其出类拔萃之本色了。这时岳增瑜不仅具备了自己的信仰，而为信仰奋斗的活动也相继展开。创建新平月刊、报道学生运动、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活动，他的号召和组织能力初步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岳增瑜从事革命活动后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岳增瑜在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头脑里十分地清醒自己的角色，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求学者的身份，没有忘记知识作为力量这个淳朴的道理。在繁忙的时日里，他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还攻读了心理教育学，考取了研究生，出版了专著，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儿童心理学专家，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留校执教，还兼任了中国大学的讲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岳增瑜作为一个太行山人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看到了岳增瑜对待事业，对待人生，对待知识的可取和过人之处。

二

    集太行山人淳朴厚道，聪颖进取于一身的岳增瑜之所以在北京大学的日子里很快成为学生领袖，源于当时的民族高潮。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又遭遇外侮。举国热血青年，闻之皆慷慨激昂，志在一搏。而当时的南京政府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奉行不抵抗政策，令国人大失所望。北大学子义愤填膺，决心南下向政府示威，以唤醒国人，使政府从民之愿，奋起抗日。岳增瑜被北大学生推举为南下示威团总指挥，12月5日，他与千家驹、赵作霖、王俊奎等带领北大300名学生在南京示威，在血雨腥风中奋战七昼夜。当国民党军警抓捕他时，岳增瑜挺身而出，大义凛然，高呼“由我总指挥负责，把同学全放了”。在孝陵卫监禁时，他又组织了绝食斗争，最后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之火燃遍了全国。1935年，岳增瑜再一次参与组织了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学生运动领袖地位进一步奠定。

    岳增瑜这个从太行大山中走出来的青年，能赢得当时全国知识文化界的拥戴和推崇，是有其缘由的。作为承载民族希望的青年，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表现出来的使命感是强烈的，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岳增瑜坦荡的胸怀，高超的组织艺术，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敢于负责的献身气慨，正是这些热血青年们心目中民族脊梁的形象，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斗争前列的大无畏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青年们的敬仰，他过人的胆略和极具三晋义士的英雄主义品格，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而当之无愧。

    如果说岳增瑜领导和组织南下示威和一二九学生运动是鼓与呼的话，而在太行山上组织游击队伍，抵抗日寇侵略，则是知与行了。

    七七事变后，北平陷落，岳增瑜在北平组织抗日救亡明显受阻，他只好乔装潜出北平，欲取道天津、青岛、郑州、太原，准备赴延安。但太原等地已相继陷落，整个华北除晋西北偏关和晋东南平顺外，全部沦落敌手，岳增瑜最后辗转回到了家乡平顺，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这一时期，岳增瑜适时完成了靠宣传发动间接抵御外侮向组织武装直接抗日的转变。

    在太行山组织抗日武装抵抗日寇的一年多时间里，岳增瑜的军事天赋崭露头角。他既能用引起群众共鸣的抗日道理说服人们献出武器抗日，又能凭自己的智勇和人格魅力重聚溃军游勇，更能全面唤起人民群众，在短时间内成功地组建了平顺乃至上党第一支抗日武装“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漳河游击队”。他带着这支队伍机动灵活地出击敌占区黎城、潞城给日寇以重创，还经常趁夜奔袭河南省林县和河北省涉县骚扰敌人，夺取枪支弹药，武装充实这支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岳增瑜在组建上党武装力量上功不可没、堪作先驱。

    正当岳增瑜全身心投入抗日行动时，谁知悲剧的序幕却悄然拉开了。

    悲剧上演的时间是1938年，悲剧开演的情节却和岳飞相似，岳飞是在前线被12道金牌召回，岳增瑜也是接到上级指令到达工作地点而被扣押。

    1938年,是上党地区平顺县政局动荡空前的一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平顺县长甄冥廷慑于日寇九路围攻上党的淫威，带政府要员向与河南毗邻的平顺县花园村潜逃，途中因克扣警察薪饷，在赵城村激起众怒，被警察枪杀，形成了当时震惊三晋的“赵城事件”。其时，岳增瑜正在距赵城村百余公里的家乡老申峧村，谁知这一和岳增瑜毫无瓜葛的案件却成了一些人置他于死地的借口。

    这时豆口村又发生了八路军商指导员被谋杀案，县政府又派岳增瑜前去处理，岳增瑜刚到石城就被扣押，送交长治五专署。在这出悲剧的进行时，地方上的仇视抗日势力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岳增瑜家当年扛长工的东家——密峪村的丰聚恭家族中的白仁、白佩等，又捏造罪名，诬告岳增瑜为赵城事件中枪杀县长的幕后策划者。进一步把这一悲剧推上了高潮，至此，这出悲剧的要素已全部具备。9月19日，岳增瑜被五专署以犯有“煽动警察杀害县长、汉奸罪”，采取秘而不宣、突击枪杀的办法，在长治市西关城门池枪杀。一时城门池成风波亭，一代英豪慨然谢世,英雄饮恨,伤痛永存。

三

    岳增瑜被捕后，长治、平顺等地反响强烈，数万群众形成万余份保状（三人一保），拯救岳增瑜，但未能奏效。正如岳飞当年冤死风波亭一样，岳增瑜的被害是秘密的，是那种在狱中宣布罪名后便立即执行的专断式屠杀。岳增瑜被害后，阎锡山政府的五专署，才贴出一纸告示，称岳增瑜犯煽动警察杀害县长、汉奸罪。一时，上党古城和平顺县更是群情激愤，舆论哗然，社会骚动，民众们不顾政府禁令，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声讨五专署杀害抗日英雄的无耻行径。很多正直人士纷纷到长治市大北街岳增瑜之妻原廷兰娘家悼念慰问。和岳飞当年的遗体被义士冒死保存一样，岳增瑜的遗体也同样被一位平顺羊井底村崇敬岳增瑜的热血青年冒死运回羊井底村。在羊井底村停留一夜后，这名青年又悄然雇了两匹骡子前后用木杆绑定棺木，跋涉150里将这位英雄遗体运回了老申峧。由此可见民心所向，可见岳增瑜人格之伟大，影响之深远。

    岳增瑜受上党人民尊崇是有原因的，他那嫉恶如仇、勇于为民的影响在上党是根深蒂固的，最令人敬佩的是1930年拯数千民众于水火之中的一次壮举。其时，岳增瑜尚在北大读书，与高平同学靳瀛回长治时，遇上党八县数千民夫滞留街头，怨声载道。当得知这些民夫是在给官府支差一月后又被无理扣押的境况后，毅然率众怒闯公堂，慷慨陈词，为民请命。很快形成了民潮、学潮一触即发的态势，官府慑于众怒，只好放民夫归家。一时岳增瑜的英名传遍上党八县。他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慨然为民的精神，从本质上说正是太行山人的淳朴所在。光明磊落，据理力争，该出手时就出手，颇具义士色彩。

    岳增瑜在上党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上党的抗战史上是卓有贡献的。而他为共产党在平顺县建立第一个政权所表现的大智大勇更是让人敬重和钦佩。甄冥廷被杀后，平顺群龙无首，国民党的公道团团长田成绪，共产党的特派员霍励民，同时成为竞争对手。关键时刻，岳增瑜跃上墙头，持枪陈词，针锋相对，直面邪恶，终使民众觉醒，共产党在平顺的第一个政权建立。这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风范，至今仍为平顺人所津津乐道，引为自豪。

    岳增瑜的抗日气节是震憾人心的，是令每个中华儿女动容的。岳遭捕后，驻扎在河南曾经因东陵盗宝被国人所指的国民党悍将孙殿英闻后，也怒不可遏，策马长治来救，谁知刚到半路，噩耗传来，孙叹息而去。孙殿英作为国民党中一高级将领，赳赳武夫，他对岳的敬佩当然不是参加共产党，敬佩的是性格中的刚勇和奋起抗日的民族气节。岳增瑜遇难后，一名八路军将领将一幅写有“岳增瑜冤案始末记”的白绫交给原廷兰之父，嘱其妥为保存，并愤然告之“以备将来昭雪”。

                                                  四

    岳增瑜冤死，他的家庭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家庭被视为“汉奸家庭”，妻子被视为“汉奸老婆”，事隔12年后他又被诬陷为托派，原庭兰娘家的房产被强行没收，一家人被“扫地出门”，父母被株连错杀，其长子岳凌霄被迫害致死，次子小女继续遭受迫害。一个革命家庭先被国民党政权迫害，后又遭受革命政权的非难对待。奇耻大辱，安能等闲视之！原庭兰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携幼子弱女在死亡线上抗争着。难以数计的奔波申诉，成了他一家的全部追求，直到1988年，岳增瑜沉冤才得以昭雪，时序流转50年，历史才还给了他一个清白的本来面目。

    对于这一千古奇冤，岳增瑜的后代们一如其先人一样，锲而不舍，历万难终不悔。尽管岳增瑜的平反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岳增瑜的次子岳冲霄虽已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谈及其父、耿耿于怀，特别是对于岳增瑜惨遭不幸的原因仍探求不已。

    岳增瑜这位民族英雄，三晋才子遭此千古奇冤，令举国之人震惊，特别是当年曾目睹岳增瑜学生领袖风采的北京文化知识界的人们，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平反昭雪时一句“当时错了”和“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翻”的文字，又怎能让人们心服？于是探求这一冤案缘由的各种版本相继出现。尤以三晋人士撰文居多。长治岳树民先生在《中共早期党员、著名学运领袖：岳增瑜传奇人生》一文中坦言“白家与岳增瑜有世仇，挟私报复”是其中原因。对上党文化历史颇有研究的冯潞先生在《悲情英雄：岳增瑜》一文中更是从上党山地文化的角度上提出了真知灼见。但对于促成这一冤案的原因，我却更偏重于从太行山的精神传承和地域人性方面予以思考。因为同一块土地上成长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到个中三味。

    岳增瑜出生的太行山浊漳岸畔，是一个山大沟深、石厚土薄，十年九旱，千仞壁立的典型山区，山民们就在这样一个十分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着。吃饭靠天、烧柴靠山、运输靠担（即用扁担挑或肩膀扛）、看病靠剜（拔火罐、刮痧、挑指头），只要听一下当地的几个地名就可以想见险恶的地理环境了。老雕岩、梯子壕、小鬼脸、金刚坡、擦耳岸……。山里的孩子们从五六岁开始就下地参加劳动，十岁左右就上山砍柴放牛。山里人用勇敢和智慧与大自然抗争着，形成了勇武、率真、强悍、不屈的民风。岳增瑜虽求学京华，但骨子里这种太行山人的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这从他带领学生南下示威、怒闯公堂、奋起抗日、临刑不屈、喝令侩子手对面行刑的情节中就可以发现。这种性格在两军对垒的明争中，可以说是优势。但在错综复杂的暗斗中就会变为劣势。从岳增瑜一生的事迹看，在面对公开的敌人和干事创业方面是勇敢而富有智慧的，是富有斗争艺术的。但在应对各种关系和协调复杂的利益方面，却难以做到游刃有余，或者说心理上就从来没有那种偏重利益的意识。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人不可以不世故，但不能太世故。”更想起了聂铁城“昌明时代，所得与付出成正比。非常岁月，才干与灾难成正比。”的忠告。想来太行山人的性格或许也是导致岳增瑜悲剧的重要因素，更何况是在那种光明与黑暗共存、正义与邪恶的互争的非常时期。

    当年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屡立战功，于1948年牺牲，追为上将。各种资料显示，他与岳增瑜既未共过事，又无直接利害关系，没有杀害岳增瑜的动机。相反他再三嘱咐原廷兰“不要让岳增瑜回平顺，出来后直接来八路军总部工作。”这是否是他已了解到岳增瑜处境险恶，对他的一种保护呢？应该是。当时直接操作这一悲剧的国民党第五专署专员，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戎伍胜，若干年后辩称“奉朱瑞之命”、但仍提供了“当时就不是汉奸”、“托派难以成立”、“不应该处死的”、“请平反昭雪”等材料的一系列举动，是否是对责任的逃避，或者是道德的回归及心灵的忏悔的表现呢？当年诬陷岳增瑜的白仁、白佩等，是否是对岳增瑜这个他们家的“长工”，颠覆“主仆”关系，刺激人类劣根性滋生的恶毒报复呢？更有当年被岳增瑜追究过的携款潜逃的平顺县三区区长、后来成为五专署秘书的郭步周是否也在这出悲剧中，扮演了诽谤岳增瑜、扣押长治平顺万份保状的卑劣角色、起了投井下石的推波助澜作用呢？这些由方家们归纳出的这出悲剧的各种成因，皆因时日久远，大多数当事人已作古，成为难解之谜，只留给了后人在历史的黑洞中探索的困扰。然而岳增瑜的太行山人性格和环境因素却和这出悲剧颇有关联。

    木秀于林，狭隘封建意识的环境，该是岳增瑜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纵观岳增瑜短暂而富有作为的一生，从长治读书崭露头角，到成为学生领袖建立上党第一支抗日武装，这些作为在当时他所生活的环境中，几乎无人可与比肩。卓越的才华，在尊崇知识、认可人才的北平文化教育界，岳增瑜理所当然成为优秀人物而独领风骚。而在当时山西这块封建意识颇浓的土地上，社会的进步远非京华可比，岳增瑜一枝独秀，势必会招致封建意识的不能容忍以至嫉恨，特别是位居岳之上而才逊于岳者，岳就更容易招致木秀于林，才高碍主，风必摧之的结果了。

    政治上的率真和复杂情况下的斗争经验不足，也是造成其悲剧的一个因素。太行山人坦率、直爽的性格特质，在岳增瑜身上表现的同样强烈，每逢关键时刻，岳增瑜都是挺身而出、直面相对，这些从他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反抗官府等举动中都可以看到。所不同的是在上党抗日斗争中，当时正逢国共合作时期，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友并存，错综复杂，远非南下示威和疆场抗倭那样分明，而对于岳增瑜的率真在此就成了弱项，况且这种斗争境况对岳来说遭逢甚少，经验不足，酝成悲剧也就成为了必然。

    自信也是岳增瑜走向悲剧的一个因素。以其智慧和勇敢，逃出国民党监狱是完全可能的。当年李大钊被捕时，岳增瑜正在李家开会，旋即和几名同学翻墙逃脱，李大钊因处理文件被捕，其勇敢机智毕现。但上党遭捕，他自知自己无罪，心无防范，绝没有想到“莫须有”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演绎，绝没想到大敌当前，会同室操戈，以致坐失良机，一任悲剧表演到了剧终。临刑前的绝笔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和为国无憾的英雄情怀：国破同室尚操戈，亲痛仇快意如何？拯民爱国平生志，慷慨赴死应高歌。岳飞魂落风波亭，增瑜碧血映山河，恨未报国疆场死，耻作奸佞……

    只为事业，勇往直前，倔强、不为威武所屈的太行山人性格，又是酝成这出悲剧的一个因素。在官场上，政见不同是十分危险的，当年南宋皇帝和秦桧要建立禁军、苟安江南。而岳飞则坚持要率“岳家军”直捣黄龙。于是就出现了风波亭上的千古奇冤。在太行山抗日武装的归属上，岳增瑜的始终坚持交给共产党，显然于五专署意见相左，终致于五专署举起了屠刀。这一悲剧和当年岳飞与皇帝权臣意见相左导演的那出旷古悲剧同样的如出一辙，殊途同归。

    当然从人类劣根性来分析，岳增瑜遭受“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的悲剧，也就更是虽有悖常理，却在俗情之中了。但是不管这一悲剧的成因有多少，作为悲剧却是整个民族认同的，而悲剧的余响更是民族的心中之痛。

    南宋给岳飞平反，追谥封号用了21年时间，而岳增瑜呢？这一曾令中华学子为之骄傲的一代英杰，却在子女们饱受牵连半个世纪，不懈呼号50载后才予以平反。而且这一悲剧由谁买单也成了人们的心结。

    岳飞的死有人买单，南宋皇帝赵构因此而博得了个贪位忘祖的“英名”。秦桧也因此挣了个永久地跪在岳飞前面、受人们万代唾骂的位置，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人自宋后羞名桧，同族也觉愧姓秦”的专利。而岳增瑜呢，他的悲剧应该由谁来买单？跪在岳增瑜面前的应该是谁？苍天无语。这或许就是人们的悲愤所在，或者反而成了人们尊崇这位民族英雄的诱因。

    其实有人买单和没人买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避免悲剧的发生。即使有人买单，谁又能使时光回归、英雄重生？这永远的民族之痛就像是一记理性的钟声在时时撞击着众生的心灵。

    岳增瑜的生，代表着光明正义、奋勇抗争、不甘屈辱、高亢激昂、慷慨豪迈的民族精神；而岳增瑜的死，则永久的拷问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拷问着里面隐藏着的丑陋龌龊的那一部分。成为赃官墨吏、奸佞小人、汉奸走狗们以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罪恶专制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五

    太行山人因民族英雄岳增瑜而骄傲，这种民族情结随着时日的久远却弥久弥新，不绝如缕。

    岳增瑜作为太行山中走出去的莘莘学子，可谓博学多才，智勇兼备，可与之比肩者不多，若非中途遇难，想来共和国的历史上又会多一位将军元帅，或部长总理。他当年所领导的北大南下示威和一二九运动，成为了一代代学子关心国家大事中的楷模，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以民族利益为重，学以致用，守护民族尊严和正义操守，就在于敢于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民族而斗争，就在于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了民族存亡的大业之中，投身到了民族振兴的洪流之中，这就是岳增瑜赢得一代代学子们敬仰的核心所在，这种民族精神的人格魅力已成为世代中国学子们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

    可惜可叹可悲的是，一代代的民族义士，抑或知识分子们，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这是一个多么难以令人接受的现实，又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怎样的悲哀啊！岳增瑜这出悲剧，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迷惘，难道他身上所具有的正义、优秀、勇敢、智慧、坦荡、执著、为事业心无旁骛的太行山人性格特质，有悖于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传承？难道那种见风使舵、苟且钻营、患得患失、唯名利是求的投机行径才是人类追求进步的最高境界？历史前进了五千年，一出出这样的悲剧重复上演，这似乎成了一道人人参透又人人参不透的谜。

    岳增瑜这出岳飞式的悲剧也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思索，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惨痛的。不仅他的儿女和那一代人，即使是他的孙子这一代人，在悲剧落幕70年后，心灵仍然徘徊在悲剧是非的漩涡中。甚至于对这位民族英雄当年的正义执著、勇往直前的优秀品格的认同都难以取舍了。“别的地方的人们到河边喝水，总是先对周围观望后再喝，然后再观望，再喝。咱们太行山人却是低头猛喝”。岳增瑜的长孙岳彦博的这番话，是对太行山人品质的肯定，还是批判呢？倘若我们在干事创业中顾左右而踟蹰，社会前进的脚步将会缓慢多少个时日呢？这究竟是人类的觉醒？还是民族的悲哀？

    然而，作为民族英雄，岳增瑜的高风亮节仍如太行山高，漳河水长般的伟大。因为古往今来民族所崇敬的英雄均是或以理想节操流传后世，或以其非凡功绩撼动人心，在这一点上，岳增瑜足以具备一个民族崇敬英雄的条件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作为民族的豪杰，岳增瑜的理想追求就是驱除日寇、振兴中华，其爱国精神若母亲河般的黄河滋润之水已深深沁入中国人民的心房。作为那个时代的骄子，他弱冠之年即崛起于民族高潮的学生运动，岁序而立，即驰骋疆场，抵御外侮，所向披靡，这位中华民族的人中豪杰、大山之子的人格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的始终是夺目的异彩。                     

    在历史的长廊中浏览，每次和岳飞、岳增瑜相遇时，总是那样的疾首浩叹、扼腕痛心。让我们理智地看待这位民族英雄吧，不必对富有中华文明传承精神的太行山人性格苛求，不必责备岳增瑜那岳飞式的对同室掠戈没有足够的警觉，在那个希望与失望同在、革新与保守并存、美好与腐败同生、正剧与丑剧共演的非常时代，在愚昧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幽灵未绝迹的地方，常常是秦桧式的小人奸佞们堂而皇之地主宰时政，而正直杰出之士注定要演出的往往是遭贬或被杀的悲剧。这就是我们永难平复的民族之痛。

    重提悲剧，是为了汲取教训;阅读悲剧，是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唯愿岳增瑜的悲剧如一柄棒槌，时时敲打着民族的心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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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增瑜,字怀谨(1905—1938),山西省平顺县老申村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共早期党员,20世纪30年代北平学运领袖,上党(长治旧称上党)抗日武装先驱。1938年9月19日被错误杀害,年仅33岁。50年后,在薄一波、宋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通过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内查外调,冤案得以昭雪,名誉得以恢复。

　　穷苦出身 艰难求学

　　1905年1月5日,岳增瑜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老申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岳增瑜的祖父早逝,祖母带着年幼的六个儿女靠给人家缝补度日,家贫如洗。他的父亲岳树芳作为家里的长子,从小就给财主扛长工、打短活维持生计。成家后,由于生活窘迫,他常把小米装入一个小布袋内,煮饭时放在锅内煮一会儿,就取出来供下顿再煮,全家人喝这种米水就糠菜炒面生活,乡人便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坐月子先生”。后来他潜心钻研,自学中医,成为名噪乡里、德高望重的好中医,晚年始得温饱。岳增瑜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贫穷但尚得温饱的乡村中医之家。
　　岳增瑜自幼聪明,好学不辍。白天随父亲在地里干活,晚上伏案念书识字,13岁考入平顺县东藏寺高级小学,1920年考入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校。在中学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他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宣传进步书刊和革命道理,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领导学生多次闹学潮、罢课游行,受到阎锡山政府的通缉。
　　中学毕业后,由于被阎锡山通缉,岳增瑜在山西已无法存身。1924年他跑到北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心理教育学,后入研究生院学习,获得北大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受聘到中国大学当兼职教授。
　　一个穷家子弟在北大上学是很不容易的,经济压力很大,一年需要二三百元学费。所幸当时阎锡山为了笼络人心,为了表示他爱惜人才,对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每年省里资助50元,府里资助30元,县里资助20元,共100元。岳增瑜就是靠这100元钱,再加上一些同乡亲友的支援以及他经常写些文章投诸报刊,并著书、译文得些稿费,支撑着完成了学业。

　　追求光明 投身革命

　　北京大学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五四运动”发源于此,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居于此。岳增瑜在北京大学期间,积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一面探求剖析祖国百年积弱的原因,一面探求强国富民的革命道路。他经常带着这些问题,到北大图书馆研读,从而在北大图书馆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直接教育和影响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是山西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便把整个身心投入到中国革命事业之中,积极领导学生运动,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职业革命家。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那天,岳增瑜和一些同志正在俄国公使馆内的李大钊家开会,突然在外放哨的李夫人及其女儿喊道:“快,快,有情况……”岳增瑜和一些同志翻墙跳到俄国兵营,可李大钊和邓文辉等因处理文件没来得及转移,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抓走。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惨遭杀害。
　　岳增瑜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活跃在学生与民众之间。1928年纪念“二七大罢工”游行示威时被捕,他在狱中仍坚持斗争,后在组织的营救和学校保释下出狱。当年反动军阀李石曾把北大改为学院,岳增瑜等为了维护北大在世界上的荣誉,领导学生进行斗争,终于在1929年恢复了原校名。
　　1929年春天的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到北方视察工作。在胡锡奎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本斋元字第一号房间李光伟宿舍,在这里参加了北大支部干部会,听取了支部的工作汇报。岳增瑜参加了这次汇报会。刘少奇对支部的工作作了肯定,并对当前形势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的视察,极大地增强了大家的信心,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同年,日本东京逮捕中国留日左派学生,党、团市委决定发起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由北大首先开会,呼吁成立北平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后援会成立后,岳增瑜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积极从事这一活动。
　　在北大期间,他还和同学同乡、平顺县豆口村的赵作霖创办《新平月刊》,宣传革命道理,揭露时政腐败、社会黑暗,对欺压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恶霸劣绅的罪恶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抨击,为民申张正义,唤起民众,使恶霸闻之丧胆。
　　他经常给家乡的亲朋捎寄《共产党宣言》、《新平月刊》等进步书刊。回乡时,又经常到各村调查民众疾苦,宣传革命道理,不少青年在其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
　　一次,他从北京回到潞安府(长治),正遇上官府扣压平顺、壶关、黎城、潞城等府八县的数千名已经支差期满、断了粮草的民夫。官府不顾民夫的死活,迫使他们支远差,车马满街面,民夫叫苦连天。他闻之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只身闯入公堂,申张正义,为民请命。他斥责官府说:“为官者,民之父母,理应为民作主,怎能这样不义不仁,无理无信,残害百姓。既然你们让乡亲父老携带一月粮草支差,那么他们30天支差任务已经完成,就应言而有信,让他们回家。如今却又硬逼他们支远差,他们的粮草已空,让他们吃什么,怎么活?岂不置他们于死地吗?古云:苛政猛如虎。你们这样做,岂不比猛虎更凶吗?如果官府非要这些乡亲父老支远差不可,那就请官府先拿出一笔钱粮,借给他们食用,由我来担保。”
　　这些当官的虽然对岳增瑜气恨,恨他不帮自己反帮这些民众说话,可是他们也深知众怒难犯。这个北大学生也不是好对付的,轻易得罪不得,不然,他们会把这些事登在报刊上,弄得全国皆知。这样一来,既丢人败兴,让上司得知,还会怪吾等办事不力,这乌纱帽也就难保了。因此,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民夫车马。

　　岳增瑜在上党名声大震。

　　组织学运 南下请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爱国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愤慨,富有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北平党、团市委积极响应,于12月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运动,组织大专院校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
　　12月1日,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岳增瑜、王俊奎等发动群众,召开了抗日救国大会,会上选举岳增瑜、王俊奎、千家驹、刘钺(子威)、赵作霖、吴廷谬、靳瀛、王毓铨等19人组成“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由于岳增瑜大胆勇敢,很有胆略,能力过人,又善于团结广大学生,深得大家信任(王毓铨语),遂被推举为总指挥。会开完已11时3刻,示威团仍决定下午3时在操场集合,前往前门火车站。

　　南京政府教育部获悉后,立即电告北大校长蒋梦麟:“报载北大学生将全体来京请愿,务须设法制止之,并盼电复。”但这并没有阻止学生们的南下请愿行动,北大300余名学生按时会集前门火车站准备南下,但遭到了车站站长的拒绝,站长说:“南京已有命令,不让我给你们开车。我是政府任命的站长,不能不服从政府命令。”北大学生闻言后极为愤慨,岳增瑜当机立断说:“同学们,车站不让上车,我们就卧轨,不答应条件绝不离开。”于是大家都拥到铁路上,或坐或站,致使前门车站来往车辆受阻,进不来,出不去。这就是盛传一时的北大学生“卧轨事件”。
　　站长不得不同意他们登上火车南下。
　　他们一路上在北平、济南、南京等地发表演说,呼吁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一、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二、反对政府接收国联提案;三、反对划分国际共管的中立区;四、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五、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六、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出境;七、收回日本在华一切租界;八、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九、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十、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十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二、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12月3日中午12时,北大学生示威团到达南京下关。这立即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代表前往火车站安抚学生,企图软化学生斗志,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北大学生示威团的同学们在南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北大学生的示威行动,激怒了国民党政府,12月5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上街包围抓捕他们,一批批学生被捆绑押上汽车拉走。在这关键时刻,岳增瑜对军警高喊:“我是总指挥,你们把同学全放了,由我一个人负责。”但这并没有阻止军警的野蛮抓捕行动,岳增瑜等180多名学生被抓捕到了南京“孝陵卫”软禁。
　　这就是以北大学生为领头,继“五四运动”、“三一八”之后,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
　　在南京孝陵卫,岳增瑜和王俊奎等被捕代表,召集秘密会议,提出“政府未恢复我们的自由以前,一致绝食,以示抗议”的建议,得到全体被捕同学的响应。大家忍着饥寒,同国民党当局开展了坚决的绝食斗争。为了鼓舞同学们的斗志,岳增瑜还即兴新编了“北大歌”:“北大北大,一切不怕,摇旗呐喊,示威南下,努力奋斗,救我中华。既被绳绑,又挨枪把,绝食两天,不算什么,作了囚犯,还是不怕,不怕不怕,北大北大!”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学生的被捕,引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南京中山大学的学生首先走上街头示威声援,其他大学也热烈响应,掀起全市学生总罢课的高潮。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组成示威团聚集南京声援抗议。北大等北平3000多学生还包围了火车站,准备向南京进发。上海两万学生也上街游行示威,三万学生准备到南京与北大联手。武汉、济南、杭州、太原、安徽、徐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学运浪潮席卷了全国。
　　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兵将岳增瑜等北大被捕学生押上囚车,送回北平。
　　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引发的全国性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并没有结束。全国各地的学生云集南京,掀起了更大的游行示威行动。12月17日上午9时,各地三万余名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再次到国民党政府、中央党部和外交部门前示威。因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评论诬蔑学生示威运动的文章,大批学生涌入并砸了在珍珠桥的《中央日报》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当场打死学生30余人,重伤1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南京珍珠桥惨案。
　　“珍珠桥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斥责国民党政府迫害爱国学生的暴行。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更大更强烈的抗日救国、争取民主、反蒋独裁、营救被捕学生的热潮。北平、南京、济南、武汉等地学生、工人、市民也都爆发了罢课、罢工、罢市以及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斗争,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面临日益扩大的全国学生、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国民党政府也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全部被捕学生。
　　南下示威请愿,岳增瑜名振北平,声播全国。
　　1936年1月,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遥相呼应,岳增瑜在北平参与发起和组织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149人,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返回家乡 抗日救国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岳增瑜乔装从敌人刺刀下逃出北平,取道天津、青岛、郑州、太原,准备奔赴延安。不久太原沦陷,整个华北只剩下晋西北的偏关县、晋东南的平顺县未被日寇占领。岳增瑜辗转回到了家乡平顺。他主动和牺盟会取得联系,积极协助牺盟会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他还主动联系长治乡村师范校长史纪言、教导主任王中青、平顺县北社镇小学教师曹述敬等人,共同商量组织抗日游击队问题。亲自到平顺县苗庄村曹锦章家(原北平朝阳大学学生),动员其交出手枪,一起去打游击抗日,并在他的家乡平顺县浊漳河两岸的河沟组织起了漳河游击队。由于他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很多热血青年纷纷投奔而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队便发展到100多人,岳增瑜自任大队长,游击队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8路军漳河游击队”。

　　游击队成立后,在岳增瑜带领下,机动灵活地不断在平顺边沿敌占区的潞城、黎城出击,还经常趁夜深入河南省林州县县城、农村,河北省涉县等日军驻地袭击或骚扰敌人,抢夺枪支弹药,夺取各种物资,使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不到半年,漳河游击队就成为一支扬名上党、威震敌胆的抗日武装。
　　1937年秋,托派头子张慕陶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到长治组建队伍。听说岳增瑜要组建游击队,便想找岳增瑜拉队伍。11月中旬岳增瑜到长治,随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等人去见张慕陶,一见面就说:“我听说你是个老托。”张慕陶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吹嘘他发展自卫军的计划,要搞十个纵队,十个支队……希望岳增瑜和乡村师范同他合作。岳增瑜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只信仰共产主义,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你是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这我们就是背道而驰,不能合作的……”同托派头子张慕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原廷兰在太南根据地的岁月

原廷兰像

当年授予原廷兰“捍卫祖国”的黑底镏金匾如今依然悬挂在老申交村庙堂的门额上

1952年，原廷兰被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为平顺县人民政府委员


不能忘却的记忆

                                                                           --------忆我的母亲原廷兰在太南根据地的岁月

岳冲霄

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每每想起她曾经在太南根据地工作、生活的往事，我都久久不能平静，禁不住感慨万千……
　　

一块“捍卫祖国”的金字匾
　　我的母亲原廷兰是著名的爱国学生运动领袖、抗日英雄、中共早期党员岳增瑜的妻子。她1911年出生于长治大北街（今长治商厦北侧）一个私塾教师之家。在长治女子师范毕业后到北平上学，后与在北大读书的岳增瑜相识，并于1929年结婚。“九·一八”事变后，曾随岳增瑜积极参加“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抗议南京政府不抵抗的抗日示威游行和1935年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前夕和子女回到山西。1938年，我父岳增瑜不幸在长治遇害。后来母亲来到平顺东藏寺八路军干部学校任教，但不久日军加紧了进攻，平顺已不安全，干部学校立即转移遣散，教师们或随部队上前线打游击，或向后方转移到深山和日军周旋。当时我们兄妹还小，哥哥也只有七岁，母亲被我们所拖累，正在为难之际，她的同学张焕莲建议母亲回村当村长，这样既能工作也能照顾孩子。于是母亲便回老申交村当了村长。当时老申交村管辖的范围大，包括十几个自然村。母亲当村长后，积极发动群众抗日，老申交村被县政府命名为抗日模范村。母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一次就动员了十五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奔赴抗日杀敌战场，县政府特奖励一块由县长何高民书写的 “捍卫祖国”的金字匾。匾右首题写“老申交村参军优胜纪念”，左边下方书写“县长何高民题”，边框落款“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当时平顺县分平南县和平北县，何高民是平北县县长。这是1942年的事。
　　命名、授匾大会在老申交村大庙里隆重举行，大庙里挤满了人，三区各村都派代表参加，同时当地部队、八路军驻村的后方医院也派代表参加。区长张焕莲、书记侯中南代表县政府，表彰了老申交村，表扬了母亲原廷兰，并亲自把“捍卫祖国”的黑底镏金匾授予她。从此，这块“捍卫祖国”的金字匾便高高地悬挂在老申交村庙堂的门额上。除日寇扫荡时曾取下藏匿之外，六十多年来悬挂至今。虽然那金字匾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一些小字已模糊不甚分明，但那“捍卫祖国”的大字，依然耀眼夺目。它真实地记录着当年那段保家卫国的光荣历史，它激励着后辈去继承前辈的大志宏愿，为民族的生存，为祖国的富强继往开来、努力拼搏、奋勇前进。

为盟军飞行员当翻译
　　1944年冬的一天，天气晴朗，人们正在教场晒太阳，忽然一阵隆隆的飞机声传来。几个时辰前，三十多架飞机刚列队从西南向东南飞去，此刻又有一大群飞机从东南向西南飞去，大概是完成任务返航吧。然而这次不同的是，当大队飞机过后，隔了两三分钟，又有三架飞得很低的飞机飞来，且中间那架飞机屁股上冒着滚滚浓烟，显然那架飞机是受伤着火了。后来它们兜了个大圈儿又飞了回来，冒烟的飞机飞得更低烟冒得更大了。忽然从冒烟的飞机里弹出一个小黑点，下落的小黑点接着又反弹起来，变成一顶打开伞的白蘑菇，在天空飘飘下落，紧接着一连弹出七个，当最后一个黑点弹出后，那架飞机便像被枪击中的飞鸟一样，一个跟头栽到山后去了。而那七个小蘑菇也在人们的猜测中落到后山了。大家见状都觉得稀奇，便问母亲：“那飘飘落下的小蘑菇是什么？”母亲说：“看样子是飞行员。”月来等民兵一听是飞行员都来了劲儿，“走，到山后去看看。要是咱中国的飞行员就救下来，要是小日本鬼子，就砸烂他的狗头就地喂狼。”
　　然而，他们在后山寻找救下来的却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盟军飞行员。原来那些飞机是国际来华支援我国抗战的一支飞行大队。当他们去执行轰炸敌人目标任务的时候，遇上日寇飞机的阻击，其中一架飞机不幸被敌人击中，尾部受了伤，时刻都有爆炸的危险，飞行员当即决定跳伞。飞机上一共七个飞行员，一个英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五个美国人，他们是自愿来华支援抗战的国际朋友。
　　母亲得知降落下来的是盟军飞行员之后，为防因语言不通而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和意外，赶忙把他们送到村公所，同时派人向区里汇报。盟军飞行员的到来，立即在山区引起一阵轰动。这些飞行员不辞万里漂洋过海，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华抗战，不幸落难于此，乡亲们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都不遗余力地争相把家里的特产送来。乡亲们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有母亲懂英语，能和他们交谈、沟通，充当大家的翻译。当年我十一岁。当我和哥哥戴着父亲在北平买的带有风镜的皮航空帽，来到这些外国飞行员面前，向他们敬礼时，他们的眼睛一亮，个个露出激动的笑容，场面更加活跃起来。一个飞行员竟把我高高举起，同时扭动着身子唱起了歌，其他飞行员也兴致勃勃唱起来，那歌声欢快流畅。我听不懂他们唱的什么歌词，但从那音调、眼神、表情里，我感觉那一定是支欢乐的歌。他放下我后，对我说了句什么，母亲翻译说：“叔叔问你，会唱歌吗？”我向那位陌生的朋友点了点头，说了声：“会。”于是，哥哥便把同龄的孩子叫出来，和我们站成一排，由哥哥指挥打拍，唱起了《漳河游击队之歌》：
　　漳河水，浪滔滔/太行巍巍冲九霄/乡亲父兄，快拿起枪和刀/保家卫国杀敌立功劳/漳河水，浪滔滔/太行健儿逞英豪/勇往直前，不怕牺牲/还我河山，杀敌在今朝……
　　后来，月来等民兵来了，母亲让他们在院里列队，欢迎外国朋友，为他们唱歌表示慰问。飞行员们也站成一排，为大家唱起外国歌。于是你唱一支，我唱一支，越唱越红火，越唱越热烈。看热闹的乡亲们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大家虽然彼此语言不通，但通过这种方式，双方的感情得到了交流，彼此的友谊也得到了增强，在这大山小村里谱写下了一曲中外友谊的诗篇。
　　飞行员们在村里的这段时间，母亲特别忙，一方面要照顾好、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一方面又忙着当翻译，与他们交流，并介绍边区的情况。
　　这些飞行员，在我们村只住了三天，第三天便骑着牲畜和乡亲们依依惜别了。虽然飞行员们走了，但这美好的记忆，却久久留在乡亲们的脑海里。
　　由于母亲工作成绩突出，解放初被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为平顺县政府委员。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母教传千古  美德励后人

历史是残酷的，历史又是公道的！